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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第35卷, 第6期 刊出日期:202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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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在族群认同中的价值旨归、功能认知与机制阐释
陆阳, 蔡之玲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13-20.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02
档案作为记录社会活动的原始性凭证,蕴含族群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集体记忆和身份信息,是族群认同的关键性材料,彰显记忆价值、认受价值和文化主体价值。本文基于档案在族群认同中功能展开的观察元框架,通过明晰个体与群体之间的认同传递机制,解析个体通过“刻写实践—共谋筛选—档案保管”向族群传递认同的交互行为,以及族群经由“仪式展演—情感交互—情景识记”联结个体认同情感的过程,进而分析档案层垒与族群认同的记忆空间,同时引入时间轴概念,完整揭示族群认同的历时性传递与档案价值之间的同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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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儿理论视角下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冲突与和解
闫静, 刘洋洋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21-27.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03
酷儿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想中有关性与性别的代表性理论,认为性与性别非自然形成,而是一种文化与社会建构的结果,该理论已成为性少数群体甚至所有边缘群体“正名”的重要凭借。在酷儿理论视角之下,性别身份具有流动性、交叉性与多样性等特征,而档案的历史记录属性与信息相对固化特点及其背后蕴含的权力与权利相互作用,常常使性别身份认同在档案中的实现陷入困境。从酷儿理论视角出发,一方面,档案与性别身份认同之间的冲突表现在固化的档案与流动的性别身份、档案助于不同性别身份间理解的同时亦加深隔阂、档案中权力与权利对性别身份的不同作用等;另一方面,档案又为性别身份认同提供了融合与常态化机制,助于个体及群体性别形象的积极重塑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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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与保障:档案学语境下的“真实性”研究
胡吉明, 阳巧英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41-46.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06
本文从认知与保障两个角度,结合档案、口述档案与电子文件三个研究对象,梳理我国档案学语境下的“真实性”论题演进脉络。研究发现:在真实性认知方面,档案真实性争鸣由档案学视角转向多学科视角,口述档案真实性论争由国外争论引介演变为国内真伪之争,电子文件真实性讨论由替换传统档案原始性到对接电子证据真实性;在真实性保障方面,档案真伪鉴辨由经验鉴定法发展至多元鉴定方法与技术,口述档案真实性保障由整体性探索走向精细化分析,电子文件真实性保障从探索到发展再到创新性突破。进而提出以下研究展望:构建档案学语境下的真实性概念体系;拓展新型档案管理对象真实性保障研究;重视档案真实性保障过程中的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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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档案法》档案权属的立法缺陷及影响—以企业档案管理为视角
孙军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47-51.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07
档案权属原则及界定规则是健全档案法律制度的法理基础,是制定档案管理措施的逻辑前提。当前在我国企业所有制经济结构快速调整过程中,档案权属的确立能够及时定分止争,保护权利人的档案权益,促进档案效用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新《档案法》沿袭了旧法的思路,规避了档案的权属立法,实施中不仅会弱化档案管理举措的实效,也与档案司法保护制度衔接不畅,难以支撑《档案法》域外适用效力的实现。因此,明确档案的权属主体原则、建立档案权属界定规则,并依托档案权属扩展档案法律的域外适用效力是档案法律制度完善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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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或是遗忘:档案事业如何应对被遗忘权的挑战?
余昊哲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64-71.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10
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促进档案信息化建设快速发展,档案所固有的社会记忆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并推动了社会记忆的数字化进程,从而不可避免地与被遗忘权产生冲突。起源和发展于欧陆地区的被遗忘权,旨在擦除过时、失真的个人信息,用以回应数字化记忆带来的遗忘难题,但鉴于被遗忘权对档案事业的潜在影响,该项权利的推展受到了欧洲档案界的冷遇。从中国实际出发,我国引入被遗忘权具有现实可能性,而调和档案事业与被遗忘权之间的张力,需要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并根据衡量结果将档案事业区分为保管和利用两个层次,档案保管应超然于被遗忘权的行使,档案利用可以有限制地适用被遗忘权,从而就档案信息所关联的社会历史进行智慧记忆和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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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档案法》背景下电子文件管理立法建议
刘冰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72-77.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11
数字技术的迅猛迭代发展,深刻推动了信息革命,进一步引发文件管理方式的变革,电子文件管理迫切需要法律法规予以支持。新《档案法》的颁布实施为电子文件管理立法提供了有力的上位法依据。本文从新《档案法》中电子档案的生效要件分析出发,对比了国外该领域的相关实践,对我国电子文件管理立法提出了立法建议,并认为只有完成该立法,才能充分发挥电子文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高社会生产和管理效能,促进社会交易成本下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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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大数据背景下我国医院档案管理研究:需求、转变与对策
周耀林, 吴化, 刘丽英, 张昕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78-83.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12
国家大数据战略推动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这对医院档案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档案工作须适应技术、管理、服务、政策、战略和治理层面的发展变革。医院档案管理要做好工作规划,转变思想观念,加强资源建设,执行政策调整,提供保障支持,服务国家治理,积极发挥档案工作在健康医疗大数据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为建设人民满意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档案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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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记忆抢救:云南省精准扶贫音像档案体系化征集研究
华林, 谢梦晴, 谢梓菲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84-90.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13
云南省各级党政部门、团体组织、企事业单位和个人等,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中形成了大量照片、录音、短视频、专题片等音像档案,开展体系化征集工作,可完整保护、构建与传承扶贫记忆。论文阐述云南省精准扶贫音像档案体系化征集意义,分析现状与问题,提出体系化征集对策。云南省精准扶贫音像档案形成主体众多、数量庞大,保存分散,构建“省—州市—县—乡镇—村委会”档案征集体系,及时开展征集工作,对留存扶贫工作痕迹,更好地保护与发掘利用这一珍贵档案遗产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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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时光机器”:城市逆向记忆工程理论与实践初探
赵生辉, 胡莹, 黄依涵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114-121.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17
应用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知识图谱、虚拟现实等多种现代信息技术进行城市历史时空的逆向建模和回溯是推进档案资源深度开发、智能化档案数据服务和智慧城市建设的多重需要。本文在介绍欧盟“时光机”等城市时空回溯类数字人文项目的基础上,综合“城市记忆工程”和“逆向工程”理念,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逆向记忆工程”概念并对其学术内涵、理论基础、实践策略等问题进行了系统剖析。“城市逆向记忆工程”是城市档案管理部门及公共文化机构以收藏和保存的历史档案文献为依据,通过语义数据反向推导和关联融合,在网络空间重构城市空间格局,模拟社会活动过程,构建城市时空本体数据集,并通过多种形式呈现和利用的过程,是我国城市档案信息化建设的前沿领域,具有城市历史文化传承和人工智能数据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战略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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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硫酸纸底图档案保存状况调查研究
汪泳, 祁赟鹏, 罗建旭, 周亚军, 李玉虎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129-134.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19
硫酸纸底图档案是一类重要的文化遗产,真实记录了早期机械制造、建筑设计的发展历程,具有很高的历史和科学价值。本文对我国一家档案馆收藏的20世纪初期硫酸纸底图档案进行了调查研究和分析测试,调研结果表明,这批硫酸纸底图档案出现了严重的酸化、卷曲、发脆、断裂、破损等病害现象,亟待修复保护。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保护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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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档案到古书:档案学视角下周秦汉古书文本的生成
余建平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135-142.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20
档案作为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是中国早期众多经典古书的文献来源。汉代以前的档案对经、史、子书的形成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部文献中的《尚书》,主要来源于商周时期君主颁布的政令,以及对臣民的演讲记录等档案。《春秋》则来源于史官对国家大事的记录,《诗经》《周易》《礼》等经典的形成也或多或少与档案有关。史书与档案的关系更为密切,档案中的纪年、外交辞令、盟誓、军功、属籍、制诏、章奏等文献,构成史书的主要内容。子书中的部分篇章则来源于诸子给君王的上书,这些文书经过后人的编纂,最终成为诸子百家的重要篇章。从档案到古书,表现出选择性存录、文本形态改变和实用性倾向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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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地方官府与民间诏敕文书专藏场所源流演变考述—以敕书之室为例
杨光
档案学研究. 2021, 35 (6): 143-148.
DOI: 10.16065/j.cnki.issn1002-1620.2021.06.021
诏敕文书专藏之室是我国古代官方和民间档案保管场所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E考据”的方法,在搜剔爬梳古今文献的基础上,以敕体的源流演变为主线,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考证了以“敕书”名室者在古代的存续脉络。敕书之室滥觞于唐代,是散见于内地县治和边疆寺宇的个别现象。至北宋时,宋初的建法立制改革推动了编敕制度的兴起,敕书库和敕书楼相继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地方官署档案保管场所,为地方性的专门编敕服务。南宋时,官府内部的机构改革使得敕书楼逐渐被架阁库所取代,敕书楼由官方转向民间。至明清时,敕体不再是法规形式,敕书之室的建筑主体由北宋单一的地方政府演化为官方和民间并存并逐渐以民间为主的结构。由于明代饥岁灾荒频繁而实行劝分政策和旌表制度,导致因赐敕旌义而特建楼、阁专藏的现象尤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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