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数据以其真实可靠、权威可信成为驱动新质生产力创新发展的战略信息要素、基础管理要素、必备知识要素、核心历史要素、可持续复用要素。本文立足数智时代背景，探索档案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关联、动力逻辑和关键问题，揭示档案数据要素价值功能与新质属性，拓展档案数据理论知识体系；聚焦新质生产力建设要求，从新理念、新对象、新科技、新产业、新场景等维度，系统探究档案数据要素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强化思维赋能、资源赋能、技术赋能、产业赋能、需求赋能，培育形成档案新质生产力，释放档案数据要素价值，助力数字中国建设。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现代档案学在寻求科学方法以解决档案实践问题中开始理论构建。以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与国史馆为主要传播场域，西方档案学被有组织地引入中国，为中国现代档案学早期的理论构建提供了作为他者的参照与重要的理论资源。至1949年前，中国现代档案学取得涉及本体论、方法论与认识论的理论成果，包括档案的概念化及其功用论，文书档案连锁原则、真相原则，以及史存档消的中国档案历史理论。这些理论成绩虽然粗疏，但其开拓的理论方向具有突破时代的价值和意蕴。

档案治理概念从2014年提出至今已有十年，数字时代的到来促使档案工作的新理念、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档案治理样态，研究数字时代档案治理逻辑对提升档案治理效能具有促进作用。档案治理逻辑是一种具有明确指向性、规律性、普遍性的档案治理的认识框架与运行方式，数字时代我国档案治理聚焦制度建设、技术应用、服务优化，并呈现出并行特点。以制度、技术、服务为观察视角，发现数字时代档案治理的制度逻辑、技术逻辑、服务逻辑在价值追求、具体实践、主要特点方面各有千秋。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数字时代档案治理应避免奉行单一逻辑，促进三种逻辑相辅相成，合力推进数字时代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多元文化思潮交织碰撞下，强化国家认同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维护国家主权的迫切需要。红色档案展览是利用红色史料进行话语传播和价值宣传的重要场域，可从历史、文化、政治三个价值维度强化国家认同，其作用机理是通过展览内容传递知识并引发情感反应以唤起集体记忆，通过展览环境调动情感体验以强化身份认知，通过展览互动提升情感能量以深化情感信任，在记忆唤醒、身份认知、信任强化三者合力下达到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由此，可从三个向度进一步设计红色档案展览，即创造高质量档案展览内容，增强观展者归属感；营造情境化档案展览空间，筑牢红色文化凝聚力；提升内外主体互动水平，加深国民间情感联结。

大文化观视域下，档案馆建筑成为承载档案文化、彰显档案馆魅力的重要媒介。本文针对当前档案馆建筑设计文化性相对欠缺、公共文化空间规划不足、整体建筑风格缺少内涵等问题，提出未来应遵从地域特色、实用多元、以人为本等原则要求，通过加强建筑外观设计的文化性、满足内部功能需求的多样性、坚持档案本色与地域特色的并重性等措施，优化档案馆建筑设计方案，助力档案馆文化功能最大限度实现。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古文献的重大发现和后续的整理研究促进了我国学术领域的繁荣，甲骨学、敦煌学、简牍学由此应运而生。经过百余年的发展，这三门学科早已取得了学术界公认的显学地位。相比之下，“历史档案学”的概念却较少为学界提及和关注，对其认识也相对模糊。那么，这门学问目前是否已成为一门学科?它处于何种状态?由此，本文以问题为导向，对既有的“历史档案学”观点提出质疑并阐述理由，从历史的维度梳理了“历史档案学”的发展脉络和学术界的创建活动，探讨了其应有的核心理论框架；运用库恩范式论，分析了“历史档案学”的现状，并针对其面临的困境提出解决策略，旨在唤起学术界对“历史档案学”学科建设的关注与反思。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培养适应数智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是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任务。基于教师、学生、档案工作者三维视角的问卷调查，识别档案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在知识、能力、素质方面的需求关键点分别为信息技术与数字档案管理类知识需求，档案信息组织、分析与资源开发能力需求，身心素质提升与人文素养培育需求，基于特征的优秀档案学专业人才“画像”关键词为“创新”与“专业”。调研发现，我国档案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在课程体系设置、教学制度方法、创新实践教育方面仍存在一些短板和不足。为此，提出数字化转型期档案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建议策略：明确培养目标，建设数字化、特色化课程体系；构建多元教学方法体系，引导学生转向深度学习；完善教学制度，发挥学业导师作用；汇聚产教合力，打造数智化实践教学平台。

国外档案出境相关立法对于我国完善档案出境法律规制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有助于我国健全档案法律法规体系，促进档案出境合法治理实现内外衔接。采用程序化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32部国外档案出境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文本分析，归纳国外档案出境立法的主范畴，并提取其核心要素的内在关系。基于国外档案出境立法内容分析，总结其对我国的启示：确立重要档案不可渡让的行为准则、厘清档案出境许可对象的范围边界、消解档案出境监管主体的权责背离、细化档案出境违法惩戒的条文规定。

档案法治由“立法时代”向“修法时代”转换的背景下，将包裹立法一揽打包的修法技术科学注入档案法规建设之中，对及时回应档案修法技术诉求、整体提升档案立法综合质效、推动档案法治现代化发展大有助益。对于档案领域包裹立法的模式启用，理论的本土化阐释是其前提。这要求准确界定相关技术规范及其操作原则，以此完成档案法规包裹立法的原理揭示。就未来制度建构而言，档案立法机关应进一步明确包裹立法的功能定位，规范包裹法案的报审流程，定期对包裹法条实施效果进行事后评估，由此实现档案包裹立法的体系优善，保证档案法规“良法”建设。

口述档案是国家档案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是对传统档案记忆属性的丰富与延伸。加强口述档案建设，有助于全面记录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生动呈现中华文明赓续历史。本文以2018年《口述史料采集与管理规范》（DA/T 59—2017）实施为时间节点，综合运用网络调查、政策文本分析、结构化访谈、文献调研等方法，从学术研究、制度建设、实践推进三方面系统考察我国2018—2023年口述档案建设的基本情况。调研发现，我国口述档案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顶层设计有待加强，口述档案政策动力不足；概念争议亟待厘清，口述档案内涵外延不明；资源结构存在短板，口述档案采集范围不全；开发利用程度不高，口述档案建设效用受限。为此，本文提出建议：立足国家社会需要，激发口述档案政策活力；认可口述档案身份，明确其内涵外延；完善协同共建机制，优化口述档案资源结构；重视开发利用环节，有效盘活口述档案资源。

为应对目前红色档案资源组织在语义描述、语义关联、知识表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本文尝试在数据叙事视角下构建红色档案资源语义组织理论框架。首先，从红色档案的叙事目的出发，构建红色档案资源的知识描述体系，并采用本体技术对红色档案资源知识进行规范化描述。其次，分别选择BERT-BiGRU-CRF、RoBERTa、ERNIE模型抽取红色档案资源中的知识单元、单元间的关系以及事件。基于此，分别以人物、地点、时间为叙事主线，对识别的红色档案资源知识单元进行多维整合及可视化。最后，通过采集长征档案数据，抽取其中的知识单元及其关系，并识别长征各类事件信息，从多维叙事主线清晰展现长征人物关系图谱、长征路线、长征事件发展情况。由此证明在本文提出的数据视角下红色档案资源语义组织框架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提升档案叙事用户的叙事体验，本文从用户认知视角出发，在助推理论的指导下，解构用户认知与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之间的映射关系，构建全方位的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框架。同时，将焦裕禄兰考治理“三害”叙事开发作为应用案例，验证了所提框架具有聚焦深层认知、增强可操作性、合乎伦理道德的优势。本文帮助档案叙事开发者确定用户认知规律与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之间的建构路径，为其提供明确的设计依据，丰富了认知心理学在档案叙事领域的研究，对档案资源叙事性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为智慧档案建设提供了发展契机。本文通过对智慧档案进行理论溯源，分析智能技术背景下的智慧档案运作框架；结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优势，探讨其在智慧档案建设中的应用场域，即通过智能技术强化档案信息识别，提升信息集成转化水平，拓宽知识示能场景及赋能虚实交互。但智能技术的接入也可能导致档案数据失真、数据审核和组织管理困难、内容生成和信息服务引发争议及社会舆情危机等问题出现。建议建立完善的数据监管与保障体系，健全职能管理权责指标，构建合理示能空间，完善人机协同发展体系，推动智慧档案高质量发展。

大数据时代，档案数据迅速增长、难以管控，数据质量问题严重限制了档案数据价值的发挥，开展档案数据质量控制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梳理有关文献，阐述档案数据质量控制的出场逻辑，借鉴生命周期理论，将档案数据生命周期过程划分为数据生成、数据收集、数据组织与分析、数据归档与保存、数据发布与利用五个环节，并立足于档案数据生命周期，将档案数据质量控制过程建构为前端、中端、后端三个阶段，再对每一阶段的质量控制过程进行解构，以期为提升档案数据质量提供有价值的研究参考。

档案开放智能审核是加快档案开放进程，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档案利用需求，实现档案工作“四个好”“两个服务”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梳理开放审核的智能技术应用需求，分析大模型工作应用的技术适应性。其次，提出大模型驱动档案开放智能审核方法框架，包含数据汇聚、模型训练、审核推理、流程嵌入四个逐步递进的层次。最后，联合“省－市－区”三级共计16家国家档案馆开展方法实践，验证方法可行性与有效性。本文研究为档案开放审核提质增效，有利于推动档案工作数智转型升级，对我国档案开放审核工作具有重要实践意义。

宋代以降，官府在土地清丈后向民户颁发土地执照。万历六年（1578年），福建成为张居正改革的试点地区，开始推行土地清丈。汀州府的丈量行动历时一年有余，最终以官给由帖，付业主收执告终。万历十年（1582年）起，明廷针对前次丈量中草率上报的现象，举行了局部复丈，汀州府连城县、清流县也相继出现了一批清丈归户单。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帖文式”归户由帖的官文书形制更为规整，既有承载政策政令的文本载体，又有收执准照的公凭属性，而“票据式”清丈归户单的细节更为翔实。前者源于明代官府行文中帖文广泛充当凭证类文书的制度背景，后者则受到了万历年间广泛绘制的鱼鳞图册影响。两者的出现是明清之际土地执照因地制宜、不断变动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