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档案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总结该领域的研究热点与趋势，对未来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具有参考意义。通过文献计量法，借助CiteSpace软件，分析2000—2024年发表的314篇文献的基本特征，并结合关键词揭示其热点主题及演进。结果表明，该领域的研究虽在持续深入，但尚未形成稳定的研究网络与核心，仍有较大的研究潜力和空间。在热点主题上，历史档案的保管利用、数字转型、社会记忆及数字人文等议题成为研究焦点。从研究演进来看，研究从最初聚焦历史档案保存与整理，逐步过渡到对历史档案数字化的探索及其与口述史、社会记忆等领域的跨学科交融，进而深化至数字人文视角下历史档案的创新开发与利用。未来，研究者应面向国家重大战略，深化交流合作机制，实现从“重藏轻用”到“藏用并重”，从“单一学科”到“跨学科融合”，从“传统人文”到“数字人文”的研究转向。

2024年中国档案学研究聚焦于“档案学基础理论”“档案治理”“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档案管理”“档案数据”“红色档案与档案文献遗产”“中西方古文书学”“学科建设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等主题，整体呈现紧跟热点、主动求变，挖掘历史、把握未来，立足本土、跨域借鉴，学科互动、创新发展的特点。未来，中国档案学研究要强化档案事业现代化的多元赋能和战略支撑，推进档案学学科发展的内涵增值和立体开放，夯实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和传统创新，深化档案学人学研究的人道主义和社会关怀，提供档案治理国际化的全球经验和世界方案。

对档案真实的解释不可避免地指向了档案职业的合法性，档案真实堪称学科的“元问题”。过去40年我国档案学界对此概念争论激烈，但未有论断。本文认为，由于语境差异和对学科史的考察不足，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真实”这一舶来概念存在误读。本文基于概念史的思路，探究“档案真实”这一关键概念在西方生成、演变的过程；指出自公共档案馆发源起，档案真实自始至终指向“身份真实”；通过对档案真实的中外定义的比较讨论，提出我国档案学界对档案真实的定义存在与公正性混淆、有损职业合法性、定义不一致等值得商榷甚至需要否定之处；作为概念澄清，西方档案学界的身份真实是一个可欲的借鉴对象；未来边界工作和话语工作以强调档案工作的劳动属性、专业主义等排他性话语为面向。

档案的证据价值是指档案能够证明某种假设或推断是否成立的价值，强调的是档案对描述、解释或推断事实所起的作用，通常需要专业人士的分析和阐释才能体现出来。在权力、主观性、语言学转向等后现代主义观念之下，档案的证据价值受到巨大冲击，而其再发现则需要回归到由国家权力、社会价值观念、个人价值观念、档案完整性、研究方法等构成的具体的当时语境中才能表现出来。中国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语境下的证据价值再发现，可以支撑这一观点，进而可以推导出档案证据价值的双重性，即原始语境下的证据价值和后世语境下的证据价值。

《档案法实施条例》是全面推进档案事业法治化的重要载体，在建设现代化档案治理体系的进程中发挥着里程碑式的作用。本文在明确《档案法实施条例》历史定位的基础上，分析其所蕴含的核心理念与治档特色，以期廓清其对发展我国档案治理体系的独特作用，彰显其促进我国档案法治化的独特价值。

对档案数字化建设中发生的纠纷开展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档案数字化建设中的真实司法状况，促进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合法合规。基于全流程视角，利用464份有关档案数字化建设的裁判文书，分析档案数字化建设的前期、中期、后期所发生的纠纷现状与问题。实证研究发现：法院对“档案不存在”纠纷的处理不规范；承包方转包、分包频繁，由此引发的争议多；承揽方履行质量不高致使档案机构利益受损；档案机构对项目外包的招投标流程不规范；档案数字化利用中的侵权现象需关注。未来应当区分档案、政府信息，确立检索义务标准；规范转包、分包流程，提前防治后续争议；细化合同严格监管，重视档案员工培训；优化档案招标立法，规范招标相关流程；追究行贿案件，综合考虑量刑因素；遵守合理使用制度，管控用户利用行为。

档案犯罪中是否存在漏洞并非一个不言自明的命题。通过对档案犯罪相关条文的教义学阐释，以及与前置法中的档案违法行为进行行刑衔接的考察，可完成对档案犯罪漏洞的初步探析。目前我国对档案犯罪在保护法益与行为类型两个层面存在规制空白。前者体现为罪名体系的安排不当，以及对档案载体本身的保护不足；后者体现为《刑法》未能有效规制单纯以档案为手段的行为、擅自买入的行为、挪用国家档案馆馆舍的行为等。对档案犯罪漏洞的初步探析，可以为后续在立法层面中讨论档案犯罪的漏洞及其填补方案提供分析的前提与基础，同时，也明晰了目前的刑事规制范畴，可以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并为档案工作的开展提供刑事保障。

档案行政监管是提升档案治理能力和法治水平的重要手段。在档案行政监管不断受到重视的背景下，基于依法行政和历史主义视角，采用文本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对相关档案法律法规进行梳理分析，进而总结中国档案行政监管的历史演进和内涵扩展。研究结论表明：中国档案行政监管的历史演进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即监管引入和奠基阶段、监管体系全面建立阶段、监管优化和扩展阶段、监管重构和升级阶段；其内涵扩展体现为四个方面，即监管目的与时俱进、监管主体更加明确、监管内容不断丰富、监管手段走向多样。文章最后对中国档案行政监管的未来走向进行了展望。

研究以我国161份档案服务外包政策为样本，首先统计分析了相关政策的组织及发布过程。其次利用政策工具理论，基于政策工具类型与政策主题构建了政策文本二维分析框架，并进行了文本编码。研究发现，30年来我国档案服务外包相关政策呈现出以规范性文件为主、通知和意见文种居多等外部特征。政策内容方面，政策运用以环境型工具为主，应用供给、需求型工具有限，存在鼓励性内容多、应用性实操性内容少、热点性内容关注度不足等系列问题。最后从政策完善层面，提出了加强问题导向的相关政策部署，完善全过程监管政策，健全提升企业能力的政策，综合科学运用各类政策工具等档案服务外包政策改进建议。

面对民生档案利用服务因缺乏协调与合作导致的“碎片化”问题，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其提供了可行的转型思路。对广东省内12家各级综合档案馆、档案局的实证调研表明，民生档案利用服务的“碎片化”问题在主体、资源、平台、规范四个方面均有体现，背后的成因则在于存在组织、职能、能力、制度四种困境。为推动民生档案利用服务实现从碎片化服务到整体性治理的嬗变，研究从主体联动、需求导向、技术赋能、制度设计四个维度提出了具体的转型策略。

档案开放是实现档案利用、发挥档案价值的必要前提，也是档案馆保管档案资源、履行公共职能的重要基础。本文立足于信息生态理论，对综合档案馆档案开放的生态因子即信息主体、信息客体、信息技术、信息环境，进行理论阐释，尝试搭建档案开放生态系统模型，并分析出当下综合档案馆档案开放存在实施主体较为被动、信息供需存在失衡、技术与实践相脱节、内外环境稍显局限等现实困境，进一步从主体驱动、信息供需、技术赋能、制度政策四个对应维度探索为综合档案馆建立档案开放激励机制。

红色档案资源凝结了近现代中国特有的历史经验与文化图式，是传承红色基因、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载体。在媒介融合纵深发展的背景下，红色档案资源面临传播分散化、叙事同质化、互动效果差等现实困境。本文采用网络调研和文献研究法，基于媒介融合理论的本土化历程，从媒介、资源、受众三个方面探讨将媒介融合应用于红色档案资源传播的可行性，并从打造媒体矩阵、提升传播合力，转变叙事方法、拓宽情感内涵，创新营销策略、延展辐射范围，构建交互生态、激发参与热情四个方面提出纾解之道。

实现档案与业务的双向赋能是推动文件与档案管理领域数字化转型深入发展的现实需求。本文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和多案例研究法，从目标、主体、客体、系统、规则五方面构建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档案与业务双向赋能的基本框架。以此为基础，归纳、总结实践案例中档案与业务双向赋能的实践路径，即在目标叠加的基础上，以主体协同、客体融合、系统衔接、规则统一为实践思路。研究显示，档案与业务的双向赋能是推动档案事业与业务深度结合的内驱力，未来应加强不同领域的档案与业务双向赋能的调查研究与经验总结。

为深刻理解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文件与档案管理工作的影响，并对相关概念形成基于背景的认识，本研究立足文件作为民事诉讼证据视角，基于法条对比分析我国与北美民事电子文件证据规则，聚焦电子文件所属证据类型、电子文件真实性评定规则、电子证据开示制度，并对我国与北美电子文件证据规则的异同、数字环境下文件可靠性保障理论研究必要性、“原件”概念的演变、证据开示制度对文件管理工作的影响等进行了讨论。

IPFS和区块链为企业电子文件的可信管理提供了可操性的技术选择。本文以企业业务生成电子文件为对象，以文件全程管理思想为指导，以实现电子文件可信共享利用为目的，搭建起基于“IPFS+区块链”技术的企业电子文件可信管理模型，并针对链型集群、标准规范、节点认证等方面形成具体的保障措施，实现了企业电子文件全生命周期信任管理、节点间共享利用验证、可信方案建设构想预期效果，为企业电子文件的可信管理提供参考方案。

黏合剂的性能对档案纸张修复质量及其保存寿命具有直接而长远的影响。探讨不同类型黏合剂的修复适宜性和长效稳定性，有助于深入了解黏合剂在保存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在保护实践中探索性能优异的黏合剂。本研究基于纸质档案保护实践中常用的5种黏合剂，以档案修复原则为评判要求，对其干预程度、耐老化性能、可逆性进行综合评估。试验结果表明，与压敏胶粘剂及固体胶水相比，小麦淀粉糨糊未改变档案纸张原有形貌、颜色及酸碱度，在老化试验中呈现出较好的稳定性，且在闷润后较容易剥离，被证实为最适用于档案纸张修复的黏合剂，为档案纸张修复材料的选择及黏合剂的去除问题提供了重要参照。

国家档案馆是国家数据治理和数字战略实施的重要主体。文章采用单案例研究方法，从纵向角度梳理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数据治理发展历程，从横向角度剖析其结构特征，从结构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角度揭示其生成机制。档案数据治理是一个动态演进和不断深化的系统，呈现治理模式的历时跃迁性和治理要素的共时结构性，档案数据治理具有发展与安全并重、内部转型与外部连接、档案数据化—数据档案化互动的独特规律性。档案部门可完善档案数据治理制度体系，推动技术和档案双向赋能数据治理，构建分层分类的档案数据治理能力体系，以此推动档案数据向善和参与数字中国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