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近代档案史料的状况,作者提出了比较详细的考证方法和途径。从档案史料考证的条件、目的、原则入手,提出了以外部考证、内部考证为主的档案史料真伪的鉴定方法,采取书证、物证、人证、当事人记录参证法、旁证、理证等多种方法相结合的方式考证档案史料内容的真实性。
以往的档案数字化研究很少专门对英文历史档案的整理与翻译工作展开讨论。本文通过安徽省档案局民国档案抢救保护与数字化工作中的翻译实例,从历史档案的特性、翻译的目的和策略等方面探讨了档案英文材料的翻译实践和理论问题,对互联网时代外文历史档案的整理与翻译工作提出了新的思考与建议。
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是运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和当代社会记忆理论,对档案记忆的生产(生成)与再生产行为及其过程进行多方位、整体性探讨,旨在探索发现档案记忆再生产行为的内在机制与本质规律。作为档案记忆研究的自然延伸和再度阐释,档案记忆再生产研究具有整合档案记忆研究既有成果、开拓档案记忆研究新空间、助推社会记忆研究新发展、打开学科知识交汇的新门径等学术价值;需要我们探索解决其中涉及的科学性问题、本体论问题、合法性问题、体系化问题、关系性问题、方法论问题,以构建一体化的档案记忆理论体系。
安东尼·吉登斯档案思想中,档案构成民族—国家开展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条件之一,具体是通过“建档”实现对社会活动的跟踪并管理;同时认为档案可以连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时空延展的媒介;档案活动的重要价值及其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使其可以被纳入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之一。安东尼·吉登斯档案思想广泛实践于各行各业推行的专业档案管理活动中。
中国现代档案学的创建是现代学术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结果。20世纪初期,整理旧王朝出土和遗留的历史档案,以及改革现行公文程式、文书处理与档案管理等不同性质的档案问题集中到来,史学、图书馆学和行政学等先行现代学科自觉展开相应问题的档案研究。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现代学术交流机制的推动下,档案学学术共同体初步形成。1940年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为申请增设档案管理专科致教育部的呈文是中国现代档案学的独立宣言。中国档案学独立化过程表明,中国现代档案学在创建之初具有中国化内驱力和综合性学科属性。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等“数智”技术全方位、多维度赋能档案治理,驱动档案治理立体化、系统性、整体式重塑。本文通过分析“数智”话语情境的全面来临和档案治理范式的数智化演进,提出从战略治理、数据治理、智慧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五个维度构筑“数智”时代的档案治理路径,推动档案事业数字化数据化转型、智能化智慧化升级,增强档案治理能力,提升档案治理能级,助力档案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