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机构建构社会记忆是一项“社会健脑工程”，公众交互参与是其中关键环节，有助于激发和强化社会记忆建构的内化程序。本文利用认知—情感系统理论，通过“金山记忆”档案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和评论数据挖掘及内容编码，从交互认知、交互情感和交互行为等方面剖析了档案社交媒体中社会记忆建构特征及实现路径，旨在理解档案用户的认知情感机制，发挥用户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能动性，促进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档案社会记忆建构，增强档案部门的社会影响力。

针对大事记数据的特点，以及各行业对于大事记的信息化需求，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利用知识图谱来整理大事记中的信息的方法，从而有效抽取领域年鉴大事记中的多元主体，厘清主体间复杂关系，并用于查阅及宣传工作。首先，根据大事记中各类事件的特点，进行事件分类和概念建模，从整体的角度，对大事记的信息化处理方案进行设计;其次，对知识图谱进行顶层设计，选取通用信息抽取模型进行信息抽取、知识图谱构建与存储的工作;最后，以《中国林业年鉴》的林业大事记部分为例，说明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和应用。本文提出的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和方法能够通过少量人工标注数据将大事记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库形式，便于高效便捷地检索大事记记录的事件信息，为挖掘大事记档案文本的价值提供了基础。

构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是立足国家战略和时代需求，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必然要求。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具有民族性、主体性与系统性等特征，是根植中国实际、印刻中国标识的档案思想观点、方法理论、命题论断等知识单元的有序化、系统化集合，能够回答档案领域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中国档案学人需保持高度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秉承鉴往知今与开放融合的治学思路，在学术研究支持机制的保障下，构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档案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历经培养档案干部、档案人才专业化、人才强档等发展阶段。从现状来看，中国档案人才队伍建设在档案人才发展规划、人才强档战略、档案人才培养体系、档案人才评价改革等方面进展显著，但与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档案人才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档案人才总量和结构存在短板，档案人才培养仍面临诸多瓶颈，档案人才的创新能力亟待提升。为此，亟须进一步认识人才的重要性，完善档案人才发展规划;筑牢人才强档制度保障，健全档案人才管理体系;优化档案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档案人才供给力度;管好用好三支人才队伍，激活档案人才赋能潜力。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典范，ChatGPT的出现正在给内容生成产业乃至整个信息管理行业带来巨大变革。从档案学专业视角出发，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档案身份”的认定成为摆在档案学学者面前亟须论证和解决的重点课题。一方面，ChatGPT技术在优化档案业务流程、深入挖掘档案数据价值、进行档案信息智能检索等方面具有可操作性。但另一方面，ChatGPT生成内容由于高度依赖语料库及算法模型，生成内容本体可能会出现常识性错误、政治偏见等问题。同时，生成内容实体是否属于“作品”、生成内容的“著作归属权”以及“侵权责任”等的认定还面临诸多困境，以上风险和困境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档案身份认定的难度。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从源头上“控制”内容生成主体、软件开发主体、行业管理主体等来规范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而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档案身份。

随着乡村振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现行乡村档案管理体制已不能满足新时代乡村档案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应积极主动求变，于改革中开新局。本文在分析乡村档案管理体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的初步设想，主要包括“乡所村员”的档案行政管理体系、“乡馆村室”的档案业务工作体系、“县乡村协同”的档案管理运行机制、“因地制宜”的档案管理体制改革推进模式四方面，论述了乡村档案管理体制改革的现实意义和有利条件，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以期为我国乡村档案管理体制的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

公证档案数字化形成的公证档案数据库包含巨量个人信息，引发监管机构和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严重制约了电子公证档案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电子公证平台的出现、档案数字化和公证机构体制改革将传统的公证机构单一管理公证档案模式变革为电子公证平台、多种形式公证机构共同管理公证档案数据模式，引发个人信息保护责任主体缺位、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等法律问题。电子公证档案数据中的个人信息兼具社会属性和私人属性，应当在比例原则、符合实际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的理论框架下构建电子公证档案中个人信息保护“平台主导、机构配合、部门监督”的新型模式，明确新出现的“平台”的主体责任和分级保护要求，从法律规范、行业标准、基础设施等层面建构电子公证档案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现电子公证档案数据利用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法益平衡，完善数字档案资源管理理论，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公证档案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的法治化。

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是档案数据治理有效开展、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档案数据治理是一项基础性、综合性的系统活动，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完备、结构优化、功能齐全的运行机制，指导档案数据治理实践。借助数据治理、生态系统、层次分析等理论方法，聚焦档案数据善治目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建构档案数据治理运行机制结构框架，打造宏观多维度综合治理机制、中观多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和微观多要素自组织治理机制，从而优化档案数据治理环境、提升档案数据共治能力、强化档案数据管理水平，推进档案数据治理全域化与专业化、联动化与社会化、现代化与智能化。

数字环境下的保管职能转变是档案后保管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采用文献调研与内容分析等方法，研究后保管理论对档案保管思维的重塑与拓展过程。后保管理论对档案保管思维的重塑体现为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质变：一是构建数字世界的“无墙档案馆”理念，二是从集中向多元演进的保管模式之变。后保管理论对档案保管思维的拓展体现为主体视角和方法视角的双重转向：一是协同共治，从保管到共管的多主体参与；二是计算赋能，基于技术驱动的自保管思想萌发。由此得出数字时代我国档案保管实践创新发展的现实启示：树立跨越机构边界的协同保管理念，实行集中管控下的多元保管模式，充分应用科技优势创新保管活动。

档案是记录、传承城市文脉的重要文化载体，档案部门是保护与延续城市文脉的重要工作主体，档案工作是城市文脉保护与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针对当前以城市记忆工程建设为载体的相关研究与实践在建档式保护、专题数据库建设、编研展览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可持续发展动力与数字创新活力不足的问题，提出借助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施的重要契机，以数字管护、知识化开发、数字化传播为抓手，实现向文化资源总库建设、价值创新转换、数字叙事等方向的转型发展。本文以“北京中轴线”为例，构建了基于档案的城市文脉数字保护与延续总体框架，提供了文化数字化时代基于档案的城市文脉（历史遗迹类）保护与延续的实践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