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要素化浪潮下，档案资源形态由模拟态向数字态、数据态嬗变，档案数据价值也向数据要素价值方向延伸，日益成为驱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能。本文通过解析数据要素驱动下档案数据的价值体现，构建起“数据资源化—资源要素化—要素价值化”的档案数据价值挖掘、转化、创造路径，并分别给出相应的价值实现策略，以期全方位、多角度释放档案数据要素价值，助力档案事业融入数字经济发展。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中国档案学者已经认识到将中华传统文化与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相结合，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的赓续与绵延，更是推动中国档案学本土化、特色化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中华传统文化与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融合，面临着整体思维与专业分化的张力、经验传承与科学规范的碰撞、伦理本位与工具理性的冲突、传统方法与现代技术的脱节等困境，探究解决其困境的文化路径、知识生产路径、价值路径、技术路径等策略是建构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之义。

探索档案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对促进档案数据的开放及其价值释放具有重要意义。在外部推力和内生动力的双重驱动 下，档案数据授权运营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已经形成。场景驱动式档案数据授权运营模式是一种立足于特定场景、对档案数据进行授权管理与运营的创新模式，由基础性要素、过程性要素、保障性要素作为构件，其运行机理体现为“场景感知与需求触发—档案数据资源适配与整合—数据授权申请、交付与使用—场景化价值释放—场景拓展和新场景构建”的工作循环过程。本文最后从数据素养提升、治理体系优化、场景需求驱动、试点先行等方面提出推动场景驱动式档案数据授权运营模式健康发展的建议。

综合档案馆作为信息资源典藏机构，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担负重要责任。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等法律的实施，多元主体共治成为综合档案馆个人信息保护的关键方向。档案形成者、档案利用者、行政监管者、数据部门、社会力量是参与综合档案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主体，既相互关联又职责各异。为实现有效共治，需分别构建“前控型”协作保护模式、“回应型”合作互信模式、“合作型”协同共治模式、“互鉴型”协同互惠模式、“参与型”协作共治模式。多元主体共治模式为综合档案馆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系统的实践路径，助力推动档案事业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综观2025年国内外档案年会主题发现，档案事业未来观已成为当前国内外档案工作的共同观念导向，凸显出全球档案事业的前瞻性思考与实践趋势。一方面，档案数据治理未来观强调实现专业与技术的平衡协同，既需充分发挥技术工具理性激活档案数据治理，又需从档案专业的价值理性予以考量，驱动技术应用纠偏；另一方面，可持续发展未来观重视深化档案与社会的双向赋能，一是以赋能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档案事业发展的目标导向，二是加强档案倡导，让社会各项事业赋能档案事业可持续发展。

“大实践观”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根基，强调实践的情境性、社会性与反思性，为破解档案学专业实践教学长期存在的技能化、碎片化困境提供理论借鉴。通过文献分析与案例研究，揭示传统档案实践教学囿于技术训练、疏离社会需求等弊端，提出基于“大实践观”的“情境—社会—反思”三维教学模式重构路径，并综合分析国内外典型档案学实践教学现状，具体探究新质生产力赋能“大实践观”背景下档案学专业实践教学的实施思路与模式，以求为数智时代中国式档案现代化人才培养提供兼具学术深度与实践效度的解决方案，实现档案教育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跃升。

“十四五”时期，我国档案立法建设在《档案法》及《“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指导下取得显著进展。行政法规以《档案法实施条例》为核心，细化上位法规定；部门规章聚焦专门问题，强调统一规范与信息化；地方性法规结合 区域实际，强化红色档案保护、数据共享等特色内容。具体研究领域，公法方向注重《档案法》与《刑法》衔接、行政处罚机制优化；私法方向积极探索档案权益确权与救济，明确民事责任适用路径。然而，档案立法建设也存在档案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法律缺失、《档案法》与《刑法》提示照应功能不足、精神损害赔偿适用有待细化等问题。本文回顾 “十四五”档案立法建设成果，展望“十五五”发展前景，认为需要系统推进档案数据要素立法，通过解释论完善刑事治理，细化人事档案遗失纠纷中的精神损害赔偿规则，推动档案法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在行政法学理体系中，档案开放审核属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做出最终开放决定前的裁量过程，对其规制应从依据、主体、程序三方面展开。当前档案法规范主要针对传统审核方式，难以适应数智化转型需求。在依据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档 案法》的技术鼓励条款可为审核数智化提供授权依据，但过于宽泛，需确保“人在回路”以避免裁量怠惰。在主体方面，智能审核所用AI技术多由作为私主体的企业提供，现行规范缺乏对其与公主体间权责的明确划分。后续立法应基于国家担保理论进行安排，实践中也可借助采购合同填补疏漏。在程序方面，应增补事前审查和动态评估规范以防控算法 风险，通过要求智能审核系统留痕，并强制使用者解释算法及其输出结果，便利后续监督审查。

档案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推动档案事业转型的重要路径。本文以苏州市改制企业档案资源管理模式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档案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系统分析其科学内涵、实践机制与理论贡献。通过梳理“苏州模式”在集中管理、分类细化、文化赋能等维度的创新实践，提出档案治理现代化的兼具地方特色与普适价值的实践范式。

在数据资产化理念普及和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背景下，档案数据在使用过程中面临著作权风险。相比其他网络资源，档案众包数据因其开放平台生产特征和多方主体参与特性，权属问题更为复杂。本研究立足档案众包数据特性，从众包环节出发，分析档案众包数据著作权的潜在风险，通过应用利益相关者理论，系统梳理档案众包过程中涉及的著作权利益相关者，结合案例构建著作权利益相关者关系网络，揭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及关系网络的不足，从法律法规、平台管理、经济利益三重视角提出完善路径，以期助力发挥档案众包数据的社会效益，促进档案众包模式的稳健发展。

长三角地区红色档案资源分散，由于内在关联、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实践经验的累积，亟须资源融合和开发共治。立足实践境况，以SFIC修正模型为理论框架，剖析长三角红色档案资源协同开发存在的领导力缺位、制度设计不完善、协同过程疲软等现实阻滞，并从资源禀赋、协调领导、制度建设、多元互惠、评估反馈等五个维度提出治理路径，破除数据孤岛、信息烟囱、碎片化开发的困境，赋能长三角红色档案资源协同开发效能的提升。

电子档案面临深刻的信任危机，具体表现为篡改、损毁、伪造、泄密等问题，单套制也要求实现电子档案可信管理。为回应电子档案可信管理现实需求，基于数字信任体系，提出电子档案可信管理包括主体可信、活动可信、客体可信，并从新时代的新变化出发，分析了电子档案可信管理的构成要素。主体可信表现为动态多元主体可信，包括身份可确认、行为可确认及持续信任；活动可信表现为连续非线性活动可信，包括活动合规可追溯、活动全程连续互信、活动执行环境 安全；客体可信表现为动态关联客体可信，包括要素合规、要素安全一致、要素完整互信。以可信构成要素为依据，论述了基于认证技术、形成技术、校验技术、监控技术、安全技术、存储技术、AI技术的技术面向策略，提出了主体权责 规范、全程连续管理规范、多元要素关联互信规范等制度重构策略。

随着数字技术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度融合，档案资源长期保存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成为档案管理领域的重要议题。本研究依据技术—组织—环境（TOE）理论框架，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方法，系统探讨了影响档案资源长期保存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关键因素及其组态效应。研究发现，档案资源长期保存的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受绿色信息技术、数字保存技术策略、组织形式、多主体协同合作、政策环境、标准规范等关键因素影响，而且呈现多因素交互的组态效应，不同影响因素组合形成差异化转型路径，即“技术—环境”驱动型、“组织—环境”推动型、“技术—组织—环境”联动型。基于研究结果，有针对性地提出档案资源长期保存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的差异化策略，为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档案机构提供参考。

档案管理是数据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部门如何参与数据管理、赋能数据社会发展、彰显档案贡献，成为摆在档案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澳大利亚国家档案馆既立足本职，开展档案管理与数据管理业务衔接，又通过“两步走”战略积极拓展职能，率先通过自我变革推动文件管理转向数据管理，而后成为数据领域的可信合作伙伴。相关实践具有具有层次性，意味着“在坚守中创新”；具有渐进性，意味着“有为才能有位”；具有曲折性，意味着“在荆棘中前行”。这启示我国档案部门在参与数据管理过程中需要主动出击、找准定位、多措并举。

历代中央政府颁授给西藏的官方印章作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不仅见证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而且承载了丰富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军事等多方面信息。本文从档案双元价值论的视角出发，以西藏民主改革为转 折点，揭示西藏官方印章档案在不同历史时期工具价值和信息价值的体现，旨在引起学界重视这一有助于研究古代西藏社会结构、文化风貌的珍贵实物档案。

现存的明末兵部档案中的题行稿，有多个存在涂改现象，其涂改的重点是将揭帖性质的内容改为题本格式。揭帖是明中后期兴起的简便性行政文书，能够作为章奏副本，在官员将题奏本向皇帝呈递的同时向有关衙门传递。兵部题行稿，在收到官员揭帖后即已提前拟就，待官员题本奉旨、科抄到部后，略加修改而成。这有利于兵部提高章奏处理效率，是明中后期官员在制度之外的新型信息传递方式的体现，亦有助于加深对明代文书档案制度的认识。

明代章奏贴黄制度始于嘉靖六年胡世宁比附宋代“贴黄”所提出的“御览略节”，后续经过高拱等朝臣不断引申，最终于崇祯元年由李国援引胡、高等人旧说而正式确立。贴黄制通过摘录题奏要旨附于章末，有效提升本章的审阅与处理 效率，是晚明应对章奏冗繁、重建中枢理政方式的重要举措之一。在充分利用内阁大库档案中贴黄稿遗存的基础上，本文还考察了贴黄的纂稿、体式与审阅机制，进而揭示贴黄制的运作及其向督抚会本体系的延伸与演变过程。贴黄制度为清代奏事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制度资源与技术经验，它与题奏文书互相补充，提高了明清中枢的决策效率，是中国古代公文制度的一大创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