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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评价以IMRT为基础的不同治疗模式对Ⅱ期鼻咽癌患者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123例Ⅱ期鼻咽癌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单纯放疗81例,同期放化疗42例。Kaplan-Meier计算生存率并Logrank检验。结果 全组5年OS、LRFS、DMFS、PFS分别为96.7%、94.7%、93.1%、87.8%。单纯放疗组与同期放化疗组相比,5年OS (98.7%:92.9%,P=0.569)、LRFS (94.8%:94.5%,P=0.770)、DMFS (94.5%:90.2%,P=0.408)、PFS (90.6%:82.2%,P=0.340)均无明显差异。T2N1期患者两组5年各项生存率仍无明显差异(P=0.929、0.967、0.917、0.492)。急性不良反应方面同期放化疗组中性粒细胞减少、白细胞减少、血红蛋白减少和放射性黏膜反应发生率明显升高(P=0.000、0.000、0.012、0.010),而两组晚期不良反应发生率相近(P=0.823、0.622、0.113)。结论 对Ⅱ期患者同期化疗的加入并未改善患者预后,但急性不良反应明显增加。
目的 探讨3~4周期新辅助化疗(NACT)对N2—N3期鼻咽癌预后的影响。方法 回顾分析2007—2010年间915例T1-4N2-3M0期鼻咽癌患者资料。以行3~4周期NACT者为观察组(NACT≥3组),行2周期NACT (NACT=2组)和未行NACT (NACT=0组,即同期放化疗组)作为对照组。按1:2:1比例以年龄、N分期、病理类型、NACT方案配对后,NACT≥3组、NACT=2组、NACT=0组分别有179、358、179例纳入生存分析。Kaplan-Meier法计算OS、DFS、RFS、DMFS,Logrank法检验和单因素分析,Cox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 NACT≥3组、NACT=2组、NACT=0组5年OS分别为89.4%、81.6%、73.7%(P=0.000),5年DFS分别为83.2%、69.8%、64.2%(P=0.000),5年RFS分别为86.0%、76.0%、69.3%(P=0.001),5年DMFS分别为86.6%、76.0%、68.3%(P=0.000)。3~4周期NACT是N2—N3期鼻咽癌OS、DFS、RFS、DMFS的保护因素(P=0.000、0.001、0.001、0.000)。结论 3~4周期NACT能显著改善N2—N3期鼻咽癌预后。
目的 探讨pT3N0M0期胸段食管鳞癌患者术后失败模式,并依据其失败模式讨论术后放疗意义及可行性。方法 对2007—2010年符合入组条件的227例pT3N0M0期食管癌术后患者进行回顾分析,主要分析其单纯手术后失败模式,同时结合相关研究来探讨pT3N0M0期胸段食管鳞癌患者术后辅助性放疗意义及适合人群。应用Kaplan-Meier法计算OS、LR、DM并Logrank法检验和单因素预后分析,Cox模型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 治疗后出现胸腔内LR 58例(25.6%),DM 27例(11.9%),其中10例为LR+DM。单纯胸腔内纵隔淋巴结复发所占比率为50%(29/58)。单因素分析显示胸上段食管癌患者术后3、5年OS率低于胸中、下段患者(P=0.000),而其胸腔-区域复发率高于后两者(P=0.047);低分化鳞癌患者3、5年OS率低于中高分化鳞癌患者(P=0.005),而其DM率高于后者(P=0.000)。多因素分析显示患者不同病变部位、不同病理分化程度为患者OS的影响因素(P=0.014、0.010);病变部位为影响患者胸腔内LR的影响因素(P=0.046);不同病理分化程度为DM的影响因素(P=0.000)。结论 pT3N0M0期胸段食管鳞癌患者行常规胸腹两野根治术后胸腔内LR为其主要治疗失败模式,且胸上段食管癌高于胸中、下段食管癌患者,建议pT3N0M0期胸段食管鳞癌胸上段患者行术后放疗。
目的 比较宫颈癌术后图像引导VMAT (IG-VMAT)与固定野IMRT (FF-IMRT)的剂量学差异和不良反应。方法 选取2013年间两家医院收治70例Ⅰ b—Ⅱ a期宫颈癌术后具有高危因素患者,均分为FF-IMRT与IGRT-VMAT组,比较两组患者靶区剂量和不良反应差异。结果 IG-VMAT组分次间x、y、z轴向摆位误差分别为(0.25±0.14)、(0.26±0.16)、(0.24±0.18) cm, 分次内的分别为(0.1±0.09)、(0.12±0.09)、(0.11±0.09) cm;x、y、z轴向外扩边界分别为0.75、0.84、0.78 cm。在相同处方剂量下IG-VMAT组适形度、治疗时间、机器跳数明显优于FF-IMRT (P=0.000)。IG-VMAT组膀胱、直肠和小肠Dmean、高剂量受照体积均低于FF-IMRT组(P=0.000)。IG-VMAT组急慢性胃肠道、泌尿系统及血液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降低(P<0.05)。结论 IG-VMAT不仅能在线实时调整摆位误差,且缩短治疗时间、降低OAR受量、减轻急慢性不良反应,适用于术后小肠位置下移者。
目的 研究三维后装中驻留点权重标准差与施源器位置不确定性对宫颈癌患者受量影响。方法 选取已完成治疗的根治性宫颈癌患者20例,均使用Fletcher施源器(Nucletron#189.730),基于原CT图像和结构信息,重新设定一组新计划,记录原计划和新计划中驻留点权重并计算驻留点权重标准差(DWSD),按照DWSD大小患者2个计划被分成高低两组,即LDWSD组(0.141~0.299)和HDWSD组(0.211~0.337),利用Oncentra® Brachy V4.3计划系统模拟Fletcher施源器中宫腔施源器,阴道施源器发生±1 mm位移时的剂量分布。统计CTV的D100、D90和V150,、膀胱、直肠、小肠的D0.1cc、D1cc和D2cc,分析DWSD与施源器位置不确定性对三维后装剂量的影响。结果DWSD越大,由施源器位置不确定性产生的剂量偏差就越大。当宫腔施源器、阴道施源器发生1 mm位移时,CTV的HDWSD组D100、D90、V150比LDWSD组分别高3.0%、23.8%、4.8%和0.5%、1.2%、5.2%,膀胱、直肠、小肠HDWSD组D0.1cc、D1cc、D2cc都高于LDWSD组,其中小肠最明显,分别高44.0%、22.8%、16.8%和10.3%、14.4%、12.4%。结论 宫颈癌三维后装计划的评估应考虑驻留点权重因素,可以减小由施源器位置不确定导致的剂量偏差。
目的 从计算和测量层面评价MimMaestro最优自动勾画结果导致OAR受量误差。方法 利用240例鼻咽癌、乳腺癌和直肠癌数据建立Mim模板库完成76例相应部位CT数据OAR自动勾画,并从中各选出1例与原手工勾画结构最接近的“最优”病例。评价依据包括CI、适形均距(MDC)、体积差(Dv%)、相似系数(DICE)、敏感指数(Se. Idx)、包容指数(Inc. Idx)。基于自动勾画的OAR分别设计放疗计划使其表观DVH满足临床需求,然后评价该计划在计算与测量层面导致真实OAR受量的误差。配对t检验(正态分布)或秩和检验(非正态分布)差异。结果 76例自动分割与人工勾画结果不同(P<0.05),其中最优病例各器官DICE值为0.43~0.98,DICE>0.70的占73%(16/22)。由此导致OAR受量误差的理论值为(-1.15±15.94)%,95% CI为-8.21%~5.92%(平均剂量)和(-6.53±21.13)%,95% CI为-15.90%~2.84%(最大点剂量);实测值为(-2.43±24.52)%,95% CI为-13.30%~8.44%(平均剂量)和(-3.38±20.87)%,95% CI为-12.63%~5.87%(最大点剂量)。结论 在缺乏人工干预情况下,即使基于最优自动分割结果的放疗计划也无法直接满足临床需求。
ⅢA期NSCLC 是一组异质性较高的疾病。治疗上存在一定的争议,尤其是ⅢA—N2期患者。本篇文章探讨了ⅢA—N2期NSCLC术前放疗或术后放疗能否提高患者生存,并评估了手术治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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