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卡斯韦尔等人将批判理论应用到档案学领域，所形成的“批判档案学”强调广泛关注档案背后的利益关系与意识形态等社会权力因素，成为档案批判视角的学术起点。当前，机器学习、大语言模型等技术的应用深刻影响社会发展，局限于档案本身的研究已难以应对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亟待基于批判视角进行反思与重塑：档案的真实性面临来自人类社会和算法权力的双重挑战，记忆性因档案工作者技术能力局限与算法主体介入而变得更加薄弱，更加多元的档案来源也带来了更加广泛的压迫与偏见。档案工作者需要重新审视人工智能时代“档案”的概念，深入理解并合理管控算法对档案的影响，坚守人类在记忆建构中的主体地位，并积极参与到哲学社会科学对数字公平正义的维护中。

构建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档案学界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也是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和系统工程。面向新时代，构建中国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重点在于做到“六个坚持”：坚持价值引领，确立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共同愿景；坚持问题导向，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内涵挖掘，扎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坚持学脉传承，提升档案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坚持跨界融合，推进档案学学科交叉与跨学科合作；坚持经验借鉴，建立中国特色档案学自主知识体系。

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与媒体的结合正在以新的产业格局重塑着红色档案资源传播业态发展的方方面面，且已深刻改写了红色档案资源的内容生产与传播机制。这些巨大变革在为红色档案资源传播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智媒技术冲击下的种种风险问题，具体包括档案真实性被消解、档案传播纪念仪式的异化、档案传播价值理性的消匿等。为此，应清楚认识到，智媒时代红色档案资源传播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但也可以通过数字求真、认清形势与目标以及深刻解读等方式化传播风险为传播机遇，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参与红色档案资源传播朝安全、可控、可靠的方向发展。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承载了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其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对彰显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扩大国际话语空间、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的国际传播依赖世界记忆项目的延伸，囿于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工程的推进，国际影响力提升成效甚微。基于目前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在传播形势、传播能力和传播效果等方面面临的困境，本文从实现基础、内在动力和外在推手三个维度解析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国际影响力提升的AMO三因素，提出促进本土化植入与分众化传播、推动档案文献遗产活化传播、推进全要素融合与全媒体传播的策略。

科技档案作为信息资源，对培育新质生产力至关重要。本文从理论、历史、现实三个维度，深度探讨科技档案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联性。科技档案作为一种潜在生产力，通过保障技术革命性突破、助力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和促进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彰显其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价值。最后，本文提出，要以科技档案为基础，以知识服务为形式，通过激活档案知识价值，保障新质发展引擎，提高管理服务水平，实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

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呼唤档案宣导人才。北美院校在档案宣导人才的培养上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成熟的体系，为我国开展档案宣导教育提供借鉴。本文利用文献分析法和网络调查法，把握北美院校档案宣导教育的宏观趋势，从教育模式、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材、阅读材料、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方面进行剖析，并总结其逻辑理路。北美院校档案宣导教育主要遵循以下逻辑：根植国家战略和社会需求；完善多元主体协同育人；增强学科自信和职业担当；加强档案宣导基础理论研究；注重灵活教学和务实考核。这些逻辑可以为我国培养档案宣导人才提供参考。

电子档案已经成为刑事诉讼活动中普遍出现的证据类型。本文从电子档案的类型、所属证据种类、证明对象、审查模式四个方面考察了刑事诉讼中电子档案作为证据的应用现状，指出电子档案作为证据时存在来源类型区分不明、证据种类属性不清、缺乏必要审查规则三大问题，并从三方面构建了电子档案作为证据的审查规则体系：修改《刑事诉讼法》相关条款以明确电子档案的独立证据地位，明确电子档案作为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及相关性审查规则，建立电子档案制作者出庭作证义务以及专家辅助的配套规则，以推动电子档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规范化应用，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公正性与客观性。

增设“伪造、篡改档案罪”的观点，脱离了《档案法》的立法目的，忽略了档案法益与刑法法益的位阶关系，不利于实现刑法对档案安全精准而有效的保护。对该类行为的刑法规制，应从立法论视角转向解释论视角，通过对法益的类型化区分与对行为违法性的实质把握，实现司法的类型化规制。具体而言，通过实质解释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实现对事后出售或提供个人档案信息行为的堵截性规制；通过综合运用“伪造、变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冒名顶替罪”，实现刑法对侵犯社会法益行为的附随性规制；通过从严界定认罪认罚标准与严格限制适用缓刑，实现刑法对侵犯国家法益行为的预防性规制。

《档案法实施条例》第28条要求档案服务企业应“具有企业法人资格”，或可被解释为“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具有从事档案服务外包经营活动资格”。只要其能够确保档案安全和服务质量，即应允许其接受档案服务外包的委托。同时，为了确保合同履行的效果，委托方在根据《档案法实施条例》第28条的规定而对受托方的服务进行全程指导时，可从《民法典》针对承揽合同所确立的权利义务框架出发，将其具化为明确的“要求”，而非模棱两可的“指导”意见。此外，在档案服务企业明知存在档案安全隐患而不采取措施时，宜尊重档案服务委托协议的民事属性，优先采取合同控制的路径，仅将《档案法实施条例》第51条第1款所规定的行政介入措施作为辅助。

档案数字叙事研究是档案领域在数智赋能时代的新发展，研究其中的用户信任问题有利于从可信层面推动档案数字叙事服务的进一步完善。本文借助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刺激—反应”研究框架，基于问卷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探讨了用户在档案数字叙事服务过程中的信任反应机理。研究发现，可从用户信任状态更迭、信任路径演化、信任结构升级三个层次，为实现档案数字叙事可信服务提出合理建议。

民生档案出证是档案服务的基本途径，也是档案惠民的重要方式。数字政府背景下，民生档案出证在资源、组织、服务方面面临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政策文本，构建了民生档案出证现状评估框架并展开调查，发现当前民生档案出证与数字政府建设尚未实现较好融合，存在资源建设失序、组织协同不畅、惠民服务不足等一系列“脱嵌”现象。对此，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构建了民生档案出证嵌入式发展模型，并从社会空间、业务流程、技术系统、公众认知四个方面探讨其发展路径，以期推动民生档案出证工作在数字政府建设背景下实现效能跃升。

串票作为清政府征收田赋时发给粮户的缴款凭证，具有重要的法律和历史价值。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徽州文书《钱粮票本》（空白账簿册及夹附的105枚道光至民国年间串票）为研究对象，借助内容考证、基础性能检测、破损调查和内部结构成分分析等手段，溯源文本价值、挖掘载体信息、延续文书寿命。研究发现清代串票用纸为竹纸，民国时期为竹、草混料纸。写印材料复杂，印章油渗、字迹洇化等字迹病害严重，红外及XRF分析发现了松烟墨和油烟墨两种墨迹成分，胶类物质为动物骨胶，印泥中添加白矾；纸张填料为高岭土及滑石粉。研究为了解清代基层税赋制度提供佐证，并为徽州文书串票的保护与修复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明清档案“胶转数”的异质备份过程，实际上是对传统珍贵历史纸质档案再一次进行介质转换的过程，其间不免需要对因时代与技术局限所带来的质量问题进行校正与补救，以确保异质备份后的电子文件档案能够与缩微胶片档案内容高度一致。因此，厘清、总结第二次异质备份转换过程中所面临的质量困境并就质量问题“双归零”管控策略进行深入探究，既有利于历史纸质档案内容经再次异质备份后仍能得到真实完整再现，又有利于相同档案内容信息在不同存储介质之间获得充分有效的转换，进而促进传统珍贵纸质档案的多介质保护与利用工作。

服饰档案数字记忆的建构与保护不仅是延续服饰记忆的必要举措，更是推动服饰档案由传统的实体保护向以数字技术为主导的传承性保护、数字化保护、叙事性保护和利用性保护模式转型的关键要素。为此，本文在分析服饰档案特点及其数字记忆重构与保护必要性的基础上，以数字人文为视角，探索了服饰档案数字记忆建构的原则与参与主体，提出了服饰数字化、服饰信息著录等服饰档案数字记忆建构方法，并从数字技术应用、记忆活态重构、服饰史实挖掘、现代技术运用、多元主体参与五个方面探讨了服饰档案数字记忆的保护策略。

数字时代，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社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欧盟地区针对数字时代的档案战略作出体系性创新，有可借鉴之处。在话语演进层面，欧盟通过数字规范建设、共同价值传导与绿色转型要求，将档案管理工作的主权话语范畴从国家向欧盟扩张。在风险治理层面，欧盟将虚假信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视为数字时代关键的档案风险，并从整体确定了风险要素内容与治理方法。在矛盾疏解层面，欧盟明确档案数字开放要求，解决以往过于侧重个人数据保护导致开放进程缓慢的问题，并重述了档案开放的数字化转型目标。三方面协调最终将档案管理工作融入欧盟的数字主权建设体系。对于我国的档案战略而言，首先，强化政治理念的档案化阐述，将以人为中心、法治与安全等理念精密化纳入规范文本。其次，建立档案科技风险的研判机制，强化档案法规范与其他实体法衔接。最后，将“信息资源提供者”定位嵌入档案管理工作，发挥档案服务、赋能社会主体功能。

常用文档名词“文稿”在文化、行政等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采用发生学、历史语言学和计量语言学的方法对多个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文稿”在众多文献、文档类名词中出现较晚，且多有异形词相互通假现象，原型词“文藁”最早出现于唐朝《云溪友议》中，意为“文字、文章草稿”。当“文稿”容纳义项过多导致表意不明时，“文稿”便作为词根与修饰词结合形成多音节“文稿”名词，指代具体事物。当代“文稿”与计算机结合发展成数字文稿撰写工具。“文稿”现已成为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强专业性、通用性且应用广泛的常用词。

从文书学的视角出发，分析汉唐间诸王所下政令文种的演变，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古代文书体系与政治体制演化脉络的认识。结合新出的简牍文书可知，西汉分封制下，诸侯王所下政令称作“命书”或“令书”，与皇帝所下制诏文书在体式与运作层面相似。此后诸侯王用“令”而不用“命”，或与王国地位的下降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宗室诸王以开设幕府的方式深度介入朝廷政务，诸王所下文书出现了“令”和“教”并用的局面，且后者的应用更多。随着王国幕府化进程的展开，至隋唐时期，诸王所下文书仅称为“教”，此时公文体系中的令书仅限于皇后、太后和太子使用。

红色档案是记录中国革命历程的珍贵资料，其钤盖的印章戳记能够真实反映红色印信的形制特征和使用情况。笔者通过整理相关红色档案，收集到4枚不同形制的边区政府印，分别为朱文篆体方形印、朱文宋体方形印、朱文宋体长条形印、朱文楷体椭圆形印，见于17份档案资料，时间范围为1941年至1945年11月20日，呈现出“一印多形”的现象。结合边区政府印的使用情景、南京国民政府的印信制度和陕甘宁边区的公文程式，发现边区政府印的“一印多形”现象既体现了边区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尊重，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和革命性。利用红色档案资料，可以推动革命文物研究的细化和深入，丰富红色档案的研究方向，为传承红色基因和弘扬革命文化提供鲜活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