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发展日新月异，几乎覆盖了档案全流程管理的实践与研究，亟须进行档案工作变革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再思考。本文基于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应用逻辑，融合现有的档案行业应用案例，总结档案工作变革的机遇、挑战和应对策略。研究发现，人工智能在档案工作中具有诸多应用类型与场景，能有效提升档案各个业务环节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推动档案工作应用人工智能的梯度分布格局，促进对档案工作者的培养与管理。同时，人工智能也存在对档案管理的安全风险、对档案知识的理解偏差、对硬软件环境配置条件的提高、对档案工作者的挑战。为此建议，通过技术赋能，配备档案部门的“助推器”；规制风险，构筑档案部门的“防护栏”；驱动培训，加注档案部门的“推进剂”；协同发展，打造档案部门的“新生态”。

档案工作责任制是档案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依法治档的时代要求，是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构建并落实档案工作责任制有利于健全档案工作制度体系，解决档案工作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不明、协同不畅等现实问题。本研究在构建档案工作责任制架构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明确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影响要素。研究表明，影响档案工作责任制的构建与落实的要素主要包括责任制组织、责任制特征、责任制环境、责任制主体四个维度，针对四个影响要素，本研究提出推进档案工作责任制建设的具体建议。

近年来，“国家档案资源”成为档案界的“热词”之一。研究聚焦于“国家档案资源”的概念、价值定位及其与“国有档案资源”的区别。论文在梳理已有研究中关于国家档案资源及其保存价值的主要观点后，分析了以所有权作为“国家档案资源”概念判定标准的局限性，明确指出明晰、细化“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解释的必要性；基于国家安全维护、法律条文执行及档案监管的现实需求，阐述了国家档案资源概念及其价值阐释的实际意义，从国家安全、社会多元利益、历史记录、文化传承四个维度，揭示了国家档案资源“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深刻内涵。在此基础上探讨“国家档案资源”概念定义的表述，并与仅有一字之差的“国有档案资源”概念进行比较分析，以深化对国家档案资源概念的认识。

本文阐释了福柯对18世纪末法国档案实践的“权力——知识”结构及其历史性影响的思考。法国档案工作改革不仅是世界档案事业史划时代的标志，也是思想史上一个隐微的里程碑。规训权力机制之所以在18世纪末逐渐扩散至整个社会，得益于法国档案工作改革首次建立起一种普遍化的个人档案制度，档案书写网络成为规训扩散的媒介。档案书写技术、档案集合技术和档案个案化技术三种权力技巧实现了“权力——知识”关系的循环，造就了一个不可泯灭的双重历史进程：它不仅使现代“人的科学”的诞生成为可能，而且通过将“人”变成一种知识对象以供权力干预，塑造了一个以知识治理社会的现代统治模式。福柯开创性地将档案现象置于权力的谱系中进行了深刻反思，使法国档案工作改革成为理解现代性的一个重要楔子。

国内外档案年会主题能够客观反映档案学界与实践部门的关注焦点，每年的年会主题各有侧重。本文基于对2024年国内外档案年会主题的归纳与分析，概括出当前国内外档案工作的特点为重视风险与机遇的辩证统一，并普遍呈现出寻求专业发展定力的整体趋势。两者均说明当前国际档案界对专业发展的判断更加趋于客观与理性。

数字时代对档案从业者的职业能力提出新要求。档案数字化管理师作为一种新兴职业，其创设是档案领域响应数字中国建设、顺应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趋势、回应传统档案工作者诉求的创新之举。依循国家职业标准，本文从基础级、专业级、专家级分别阐释档案数字化管理师应具备的通用职业能力、专业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并从制度标准、主体协同、培养模式、个人素养层面提出档案数字化管理师的培养路径，以期为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新动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第18条规定，应当形成档案的主体应建立档案工作责任制，落实档案工作领导责任、管理责任、执行责任，健全责任人相关制度。这不仅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要求建立健全档案工作责任制的直接回应，也体现出责任制为档案工作筑牢法治根基、筑就履责堡垒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本文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的文本研读，剖析、归纳了法律规范划定的档案工作8个大类、14个小类责任主体，并基于管理责任与角色责任的26种执行责任论证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建立，再从职责分工、制度建设、责任意识、责任机制四个方面探讨档案工作责任制的落实，以推动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建设迈上新高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是国务院为执行档案法律规定而制定的行政法规，其功能在于解释和细化档案法律文本，补充档案法律规定中的未尽事宜。《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为档案事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但依然存在档案开放审核标准不清、档案违法行为列举不全、档案行政处罚监督缺位等问题，阻碍着条例实然功能的发挥。对此，应当立足档案工作现状，坚持体系化思维，有针对性地纾困解难。一是建立规范化的档案开放审核机制，防止审核者滥用自由裁量权；二是增设档案违法行为的概括性规定，弥补列举性规定的固有不足；三是引入档案行政处罚检察监督制度，补强优化档案行政处罚监督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要求乡镇建立保障档案行政执法权正当行使的档案工作规范，但现实中的乡镇政府基本不拥有档案行政执法权，这导致乡镇政府面临权责失衡，不得已采取变通式做法以及档案治理协同机制难以形成的困局。档案违法行为在短时间内就可以造成利益受损的重大风险和严重后果，因此迫切需要将档案行政执法权配置给乡镇政府以缓解执法压力，而乡镇政府事实上也具备档案行政执法权的承接能力。档案行政执法权的乡镇配置需要遵循权责对称的基本要求，并达到效能最优的实质目标。在具体配置时需要将信息获取类与轻微制裁类档案执法权配置给乡镇政府，并在短期内采取委托或者间接授权的方式进行，但长期赋权必须对法律条文进行修订，此外，综合执法队伍与档案管理部门的联合执法可以作为乡镇档案行政执法权的运行保障。

司法实践和学界研究均未对国家档案馆档案利用服务的行为性质形成统一认识，既不利于局馆分立后二者的法定职责划定，也不利于档案利用权利请求得到有效处理。本文从实证法层面出发，发现在国家档案馆档案利用诉讼案件中，行政诉讼案由识别较混乱，国家档案馆诉讼主体资格认定存在偏差，客观上限缩档案利用权利救济的途径。根据资格要件、权力要件、法律要件和形式要件，本文界定了国家档案馆档案利用服务在行政法上的行为性质及可诉性。为保障档案利用服务规范高效推进，应明晰档案机构的职责定位，规范运作多元化权利救济机制，协同强化国家档案馆信息服务能力。

家族书信档案是家族历史的重要载体，具有原始性、真实性的特征，而微观史学将研究视线投向个体命运与特定社会群体，为书信、日记等微观史料的挖掘与分析提供了方法论指导，为具体时间或空间的历史叙事提供了更生动而具体的诠释。本研究围绕“一位老党员及其相关社会关系的书信往来（1960——1997）”的113封书信，依据书信、人物、事件、时期、地域、内容六大概念类及相应层次体系，整理书信内容并完成书信本体构建。进而结合微观史学方法和社会网络分析，阐述人物群落与社会关系变化，由点及面地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年期间伦理结构与伦理取向变化。研究发现，现代化进程，特别是经济与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中国传统社会伦理的转型，主要表现在行业伦理地位不断上升和女性社会属性的确立方面，但家族传统仍具有强大韧性和内在稳定性。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建设项目档案管理信息化建设不断发展，档案工作模式如何从双套制破圈走向单套制成为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本文旨在通过案例分析，探索建设项目档案实现单套制管理的路径与方式，总结转型策略和单套制档案管理的优势与可行性，并提出建设项目档案单套管理的研究思路，为建设项目档案管理的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

本文通过文献梳理、案例分析等方法，从技术、市场、文化和社会等四个维度深入分析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的内在机理，详细阐述了面临的“信息孤岛”、技术选择与应用不确定性、社会参与度及文化认同不高等挑战。在数字文化战略视域下，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承成为一项重要且紧迫的任务。通过综合施策，包括破解“信息孤岛”、提高数字技术选择与应用的准确性、提升社会参与度与增强文化认同等，可以有效推动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事业的发展，实现中华文化的全景呈现与全民共享。

残片修复与保护一直以来是档案修复面临的难题与挑战。本文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唐代西域文书残片修复为依托，运用归纳法和案例法系统梳理不同文书残片破损状况，构建针对不同破损状况文书残片的修复与保护方法体系，研究关键修复技术，量身定制修复方法，创新设计独特的保护装具。所构建的方法体系对其他文献残片的修复与保护具有实际指导作用和参考价值，也是对纸质文献修复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档案修复作为保护档案本体资源的重要手段，为发挥档案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提供了坚实保障。档案修复室是实施档案修复操作的主要场所，修复室建设应以保障档案本体安全、提高抢救性修复效率为首要目标，在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与社会文化需求不断提升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传承传统档案修裱技术、提高档案科学保护能力等功能。本文基于纸质档案修复室建设现状与相关标准，分析修复室的布局规划重点，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为例，介绍新建档案修复室规划与实施的实践探索，旨在为新时代档案馆档案修复室建设提供借鉴与参考。

数字人文项目所面向的数字资源通常作为“档案”归档保存，由此产生的概念延展已超出档案学界定范畴。这是档案在数字时代出现语言转向的表现之一，探析该现象有助于弥合双方社群的研究鸿沟。本文采用网络调研和内容分析方法，从国际数字人文奖2012——2022年获奖案例中遴选出全部档案类数字人文项目51例。同时借鉴社会层次分析框架，对案例文本展开编码著录分析，揭示数字人文研究中的档案语言转向现象。经过结构化解析和整理发现三方面显著特征：第一，传统档案术语概念发生拓展，即越来越多的数字产物被称为“档案”；第二，采用档案化的管理方式，即项目采用档案原则或方法进行保存归档；第三，数字人文研究中所抽象出来的档案思维，即为项目创建、运作和产出提供档案理念。研究结果进一步反映出，数字人文推动了档案范式变革，同时档案方法及思维为数字人文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在明代，奉旨出榜是国家政令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榜文的发布主体虽是中央机构，但发布依据与主要内容仍是皇帝圣旨。从功能来看，圣旨榜文主要应用于抚安军民、政策公示与整饬教化等方面，同时榜文发布的公开性与便捷性有助于中央朝廷与各级官府迅速落实政策、维持社会秩序。此外，统一的文书形态与相对灵活的传递路径，使圣旨榜文得以在明朝所辖疆域范围内被完整复制并广为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