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数据治理在推进档案工作数据化、智能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着隐私侵犯、信息泄露等伦理困境，制约着档案数据价值的高效释放。本文以伦理关系为基点，阐释档案数据治理的伦理内蕴，分析档案数据治理过程中隐存的伦理风险，包括主体之间以及主客体之间的风险，并探索档案数据治理的伦理路径，即建构公民伦理、实现档案数据治理个人善与公共善的统一，重构责任伦理、达成档案数据治理目的善与手段善的平衡，完善制度伦理、促成档案数据治理法治他律与道德自律的结合。三个伦理向度互为依托，共同推进档案数据治理在伦理框架内实现“数据向善”。

第十九届国际档案大会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召开，本届大会以“丰富知识社会”为主题，会议规模空前，为来自全球各国的档案学者和档案管理人员提供交流互鉴的平台。本文以大会所有主题报告的作者和题目为研究对象，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分析当前国际档案事业的发展动向，并从立足文明视角、拓展档案价值，直面时代挑战、主动应变求变，分享中国经验、共建国际方案三个方面阐发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启示。

档案新闻报道从新闻舆论的视角记载并反映了档案工作的发展规律和档案事业的发展历程。文章以《人民日报》创刊70多年以来的档案新闻报道数据为基础，运用量化分析法和语词分析法，从媒介呈现和话语流变两个视角，梳理总结了我国官方主流媒体对档案工作和档案事业的报道历程与认知变化。

2021年实施的《档案法》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导致《档案法》语言模糊。这不仅减损了《档案法》应有的明确品性，也对档案开放和利用、相关档案主体合法权利保障及社会力量参与档案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亟须加以治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也是弥补立法有限理性、增强档案主管部门行政能动性的必然结果。所以对它的治理不是要消除不确定法律概念，而是应当针对不确定法律概念背后的解释权、使用权进行规范，尽可能剔除其中的主观任性和恣意。有鉴于此，可以考虑建立一套包括行政合理性原则、裁量基准、事后救济机制等在内的综合体系，对《档案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系统性规范。

法院电子档案形成于司法场域，应以服务司法为管理面向。除信息记录外，法院电子档案具有“规范—数据—媒介”三重价值定位。为充分发挥价值，法院电子档案应坚持诉讼服务本色，以服务便捷高效诉讼运行、服务智能化司法审判、服务“保障型”审判监督为发展面向。大数据时代下，电子卷宗档案化管理可辅助法官实现“类案类判”，探索电子档案对类案裁判的深度应用。为此，应以电子档案替代裁判文书成为类案检索的数据来源，以电子档案数据库衔接类案辅助系统；更新档案应用逻辑，以电子档案助力裁判智慧化，让“机器办案，法官评案”。同时，应强化行动方案，规范电子档案的生成规则与参照规则，提升类案检索实效。

国有档案公布权是当前学术研究与立法实践中的热点话题，但陷入了对其法律性质与立法设置的观点争议之中。以类型化思维审视之可以发现，存在属于档案机构和档案用户的两类公布权，前者本质为档案开放方式，无须在档案立法中专门规定，后者本质为档案利用权能，应当在档案立法中予以规定。在此理论指引下，基于档案法制现状，可以从解释论与立法论两条进路完善档案公布权规则：解释论进路是通过修订《档案法》配套实施细则，对档案公布权加以解释，使之能够发挥保障档案用户公布档案的实用功能；立法论进路是通过直接修改《档案法》，取消档案机构之公布权的立法设置，增设档案用户之公布权的立法规定，并调整档案公布权所处章节的整体布局。

加强档案出境安全监管，是我国提升档案安全治理效能、参与防范化解非传统国家安全风险的应有之义。本文借助文献研究、政策文本分析、专家访谈、网络调查等方法，对我国档案出境安全监管的现实概况进行深入探究。我国档案出境安全监管面临四重困境：规制依据仍需优化、权责边界不够清晰、实施细则尚不完善、智能水平有待提升。以档案出境安全监管助推档案安全治理现代化，有赖于树牢档案出境底线思维，实现安全善治监管；完善档案出境法规标准，促进依法合规监管；界定档案出境监管责权，推动多元协同监管；解析档案出境业务情形，开展分级分类监管；构建档案出境监管平台，保障可信智慧监管。

档案资源数据化组织是数智时代档案资源深度利用的基础和前提。然而，档案资源数据化组织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它需要立足档案利用场景，分析和总结不同类型用户的利用需求，并以此为依据开展具体工作。本文在当前我国档案资源数据化组织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面向多元化利用场景的档案资源数据化组织设想，阐释了其组织实现逻辑，构建了具体组织实现框架，并从资源组织理念确立、业务支撑系统设计、技术赋能平台开发、效果评价机制构建等层面提出了具体实现保障策略。

元数据管理和应用可促进口述历史档案的组织、创新和管理工作，对OHA《口述历史元数据与描述》展开解读，能够为我国口述历史档案的元数据工作提供参考借鉴。论文首先提炼《口述历史元数据与描述》中的核心内容，其次基于生命周期理论深入分析口述历史档案元数据的整个生命周期阶段及管理模型中的关键要素，最后总结相关经验。研究发现，该模型对口述历史档案的元数据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其包括明确口述历史档案元数据建设原则、提升元数据生命力及确立元数据最佳建设模式。

文章以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历史和档案文献研究为例，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对档案文献整理理念进行讨论，认为从历史叙事的角度出发，档案文献整理应包括“还原历史存在的发展过程”“维护和重构档案文献之间的连续性”“关注档案文献的细粒度数据化整理”等内涵；二者在结构、维度、对历史事实追问及文本处理活动等方面具有的统一性，是能够将历史叙事作为档案文献整理理念核心的逻辑基础。而以历史叙事及其需求为基础整理档案文献，不仅有利于构建整理标准，实现其系统性和连贯性，亦有益于理解其形成和留存的社会情境，促进整理工作转向文本，完成访求文献、鉴别文献和条理文献的实践任务。

共情传播有助于红色档案文化高效传播的实现。本文认为，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存在偏重传播内容要素而轻视其他要素、注重传播方法更新而忽视内容匹配、重视单向传播输出而缺乏互动反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红色档案文化共情传播的外在生成机理与内在过程机理进行了剖析，提出了深挖共情要素与创新传播表达、构筑媒体矩阵与善用传播 技术、增强互动体验与重视受众反馈的优化策略。

红色影像通过叙事与想象，实现对红色记忆的影像书写。红色档案的影像叙事蕴含共同体记忆的生产逻辑，以内容阐释、话语表达和意义建构的统一，推动从唤醒再现到流动传播再至共享凝固的共同体记忆活化过程。面向新时代新文化的传承创新要求，红色档案的影像叙事可从文化生产主体上的人民中心叙事、文化生产方式上的数字叙事和文化生产内容上的美好生活叙事三个向度展开，以推动构筑体现马克思世界历史意义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网络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档案编研具有挖掘和激活档案文化资源、打造档案文化精品、建设和弘扬档案文化的重要作用，是档案事业融入文化数字化战略和数字文化建设大潮的切入点和发力点之一。文章在梳理档案编研发展历程和现实需求的基础上，围绕解决档案编研痛点，从主体、客体、手段和成果四个方面分析档案智能编研的变化，总结出其机械化、去经验化、知识化的内涵特征和从劳动密集向机械密集、从以编为主向以研为主、从批量制作向个性定制转变的三大形式特征变化，并围绕资源层、数据层、知识层、技术层、功能层构建了档案智能编研模式，以指导档案智能编研实践。

鞘翅目害虫是目前档案库房中最常见的有害生物之一，害虫严重爆发时，被蛀食的档案纸张被大面积毁损且无法修复，所以档案虫情监测和预防极为重要。由于库房中害虫成虫采集难度大、害虫形态虫态差别大、发生规律各异、专业人员紧缺等，档案库房鞘翅目害虫的快速准确鉴定成为一个难点。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本研究利用DNA条形码鉴定技术将采集到的样本进行分子鉴定，利用线粒体基因组的COI基因片段，建立了档案鞘翅目害虫DNA条形码数据库。除此之外，本研究还利用分子数据将三种害虫的成、幼虫进行配对，为解决幼虫形态鉴定困难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最后，本研究讨论了如何更好地结合形态数据和DNA条形码数据进行物种鉴定，说明了DNA条形码技术能利用最少的取样实现快速高效鉴定档案鞘翅目害虫常见种类各虫态样本的目标。

传统纸质档案修复存在一些技术瓶颈，无论利用物理方法（诸如刀刮）还是化学方法（诸如漂白）处理纸质档案的墨渍、霉菌及其他污染类型，均会对纸张纤维结构造成不同程度的损伤。针对上述技术瓶颈，本文综述了近三十年来激光技术用于纸质档案清洗修复的实例，分析了激光清洗多种类型污染物的作用机制，提出利用智能激光技术修复纸质档案的新思路，即基于激光作用于纸张纤维的“烧蚀冷却”原理，利用智能控制平台对拟清洗位置精准定位，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污染物灵活调控激光器的波长、功率、偏振等参数，最终实现纸张纤维无损高效清洗的修复目标。

古典装帧形式资料是我国与他国文化交流、共享的见证，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与历史保存价值。随着保存时间增长、早期保存环境较差等原因，古典装帧形式资料现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严重影响其利用和长期保存。本文以古典装帧形式资料为研究对象，对比其与中式装帧古籍在书芯载体材料、装帧形式、修复技术要点、修复材料等方面的差异，并在此基础上，参照中式装帧古籍的常用修复技术手段，制定修复技术路线，探讨修复技术方法，以期为古典装帧形式资料修复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利用档案文本对清代文书拟制阶段错写实例进行分析，是“活化”历史档案内容的过程，有助于“十四五”时期档案利用体系建设目标的实现。本文通过整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相关档案，发现清代官员文书拟制中的错写大致可分为数字错写、名称错写、避讳错写、其他错写。虽然有多位官员共同把控文书拟制工作，但由于缮写错误具有隐蔽性、避写规定过多、前期调查不清等，使得不少文书内错写未被相关官员检出。清统治集团在面对此类案件时，会依据律例规定、皇帝意愿、官员自告等要素进行综合判定，致使同一类型案件惩处结果也有可能存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