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现象与文化，内在表现为双向互动关系。档案现象的本质指向文化，它直接作用于人类记录、记忆、认同需要的满足，进而促进“人类自身全面、自由的发展”。其中，记录是档案现象的初始文化表达，记忆是档案现象的自觉文化建构，认同是档案现象的深层文化蕴藏。深刻理解档案现象的文化本质，既有利于打破“唯工具论”认知档案现象的片面性，又有利于纠偏“唯技术论”引导档案研究的局限性。

本文引入注意力理论视角，采用内容分析法，使用NVivo 12软件对《“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以及21份地方“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注意力进行编码。通过参考点梳理和文本覆盖率测量分析了我国“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注意力分布、配置重点、配置差异性。研究发现：地方与全国规划注意力配置逻辑基本一致，但部分地方规划注意力配置结构存在差异且优化不足；规划注意力配置强度客观呈现出“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与核心议题；受注意力情景和约束条件的影响，各地方规划注意力配置议题及解决方案呈现差异和鲜明特色；“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发展地方规划注意力配置中对新兴议题的敏锐性存在一定差异。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不断增强舆论斗争意识，强化国际话语能力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发展的迫切需要。档案作为特定时空中历史事件的记录和传承载体，是故事还原、文化传播和价值宣传的重要媒介，在促进国际话语传播和巩固国际话语权方面有着原生性优势。档案赋能国际话语权提升本质上是国家意义上的档案权利主体借由档案的政治、法律和文化价值，表达自身主张、行使话语权利、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过程。从档案赋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作用向度来看，档案凭借其管理的历史主义取向、内容的客观性、题材的情感性和叙事的故事性为国际话语的建构、论证、表露和传导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从档案赋能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实现路径来看，主要包括建设“外向型”档案资源体系、优化涉外档案叙事表达手法、构建多元媒介共筑的档案外宣格局、参与全球档案文献遗产保护与利用工程等举措。

有关档案治理的研究是目前中国档案学界的热点与前沿，档案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也是《“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中的重要一项。但目前有关档案治理的研究因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对其基本概念的界定仍存在争议。本文依托逻辑学的基本方法，通过三段论演绎推理得出档案治理属国家行政管理中的档案行政管理的结论，具体分析比较了档案治理、档案行政管理、档案管理、档案数据管理（治理）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并提出了档案治理研究应坚持行政管理的基本方向，以及最终服务于国家治理的基本立场。

本文以网络调查法、文本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以相关公开政策、标准文件、报告等为主要数据来源展开分析，对英国档案职业学位学徒制发展情况进行纵向和横向分析，总结出其对我国档案教育改革的有益启示。研究结论表明：英国档案职业教育学位学徒制是在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和市场对于档案职业的新需求驱动下建立的，对于我国的启示包括探索雇主主导的高层次档案技能人才培养机制和推进知技结合培养数字时代的高层次档案人才。

2022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重特大事件档案工作的通知》专门强调了重特大事件档案法规政策的协同化问题。目前，我国重特大事件档案法规政策在协同化方面，采取了自下而上的体系化之路，初步建构了协同系统。但毋庸讳言，目前仍存在重特大事件档案核心关键词的名称不统一、部分下位法规政策与上位法规政策存在抵触冲突、地方法规政策在档案利用方面忽视与上位法规政策的协同以及地方法规政策间缺乏协作等问题。未来，应通过统一重特大事件档案核心关键词的使用应用，全面清理上下位法规政策的抵触冲突，提升下位法规政策与上位法规政策档案利用方面的协同性，强化跨区域重特大事件档案法规政策协作等路径，提升我国重特大事件档案法规政策的协同化水平。

公证档案数字化形成的公证档案数据库包含巨量个人信息，引发监管机构和公众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担忧，严重制约了电子公证档案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电子公证平台的出现、档案数字化和公证机构体制改革将传统的公证机构单一管理公证档案模式变革为电子公证平台、多种形式公证机构共同管理公证档案数据模式，引发个人信息保护责任主体缺位、法律规范供给不足等法律问题。电子公证档案数据中的个人信息兼具社会属性和私人属性，应当在比例原则、符合实际原则和权责一致原则的理论框架下构建电子公证档案中个人信息保护“平台主导、机构配合、部门监督”的新型模式，明确新出现的“平台”的主体责任和分级保护要求，从法律规范、行业标准、基础设施等层面建构电子公证档案中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实现电子公证档案数据利用和个人信息保护之间的法益平衡，完善数字档案资源管理理论，推动数字经济时代电子公证档案数据资源的管理和开发利用的法治化。

在风险社会与网络时代的双重交织下，有效保障档案安全成为助力档案事业健康发展的前提。虽然近年来我国档案行政法律不断进行调整与优化，但自1979年《刑法》制定至今，档案犯罪立法却一直停滞不前。无论是档案业务的网络化革新，还是档案价值的稳步提升，均需刑法在结构与规模上进行适当调整。对此，可在“集体法益有限保护”“档案法益直接保护”“刑法介入最小必要性”等原则的指导下，在刑法中专设一节“妨害安全管理罪”，并增加以“行为要素”和“情节要素”为核心犯罪构成的“伪造、变造档案罪”与“非法获取国家电子档案罪”。唯其如此，才能在确保刑罚权有限介入档案行政管理的前提下，实现刑法对档案安全有力且高效的保障。

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是档案数据治理有效开展、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档案数据治理是一项基础性、综合性的系统活动，需要建立一套体系完备、结构优化、功能齐全的运行机制，指导档案数据治理实践。借助数据治理、生态系统、层次分析等理论方法，聚焦档案数据善治目标，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建构档案数据治理运行机制结构框架，打造宏观多维度综合治理机制、中观多主体协同共治机制和微观多要素自组织治理机制，从而优化档案数据治理环境、提升档案数据共治能力、强化档案数据管理水平，推进档案数据治理全域化与专业化、联动化与社会化、现代化与智能化。

数字环境下的保管职能转变是档案后保管理论的核心议题之一。本文采用文献调研与内容分析等方法，研究后保管理论对档案保管思维的重塑与拓展过程。后保管理论对档案保管思维的重塑体现为思想层面和实践层面的双重质变：一是构建数字世界的“无墙档案馆”理念，二是从集中向多元演进的保管模式之变。后保管理论对档案保管思维的拓展体现为主体视角和方法视角的双重转向：一是协同共治，从保管到共管的多主体参与；二是计算赋能，基于技术驱动的自保管思想萌发。由此得出数字时代我国档案保管实践创新发展的现实启示：树立跨越机构边界的协同保管理念，实行集中管控下的多元保管模式，充分应用科技优势创新保管活动。

当前，我国档案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面临诸多问题。市场、档案主管部门、社会团体（档案学会和行业协会）在专门解决档案产业问题上存在局限。作为产业经济领域常见的社会团体，产业联盟是企业以解决某个产业共性问题为目标而设立，通过联合多个行业主体实现业务协作、资源整合、利益共享的企业间合作组织。本文结合档案产业发展现状，分析档案产业联盟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探讨档案产业联盟建设模式并提出建设策略，以契合《“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 划》提出的“引导档案服务企业健康有序发展”“探索产业化路径”的新要求。

民国档案所用纸张在外观、成分、结构、性能、工艺等方面具有的难以改变的属性特征，是其独特的身份证明。基于医学 中的“生物样本科学”，即提倡对样本进行检测分析、标准管理和多维利用，本文提出在收集民国档案用纸样本的基础上，对其特征信息进行观察、检测、分析和存储，形成民国档案用纸基因库，以满足档案综合鉴辨、科学修复、民国时期造纸工艺探索的需要。该基因库的主要功能包括：保存档案用纸基因信息、提供参考比对样本、实现资源共享和拓宽档案馆的服务路径，可以通过在政府、高校、研究所和档案馆之间建立多方联动的合作关系，借助现代检测与分析技术进行民国档案用纸信息的多维度提取、规范化获取与存储，以及可视化展示等途径来实现基因库的实际建设。

科技名人档案记录了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光辉历程，具有很高的科技文化传播和知识服务价值。目前，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科技名人档案的知识挖掘与全景呈现迎来了新机遇。本文通过分析科技名人档案的特征和利用需求，调研分析国内外以人物为核心的数据库，提出“元数据映射+本体建模”的科技名人档案知识要素描述方式，构建面向开发需求的科技名人档案知识模型；从科技名人的基本信息、科技研究、关系网络三个维度，构建科技名人画像描述框架，关联外部数据，创新性引入事理图谱，为促进科技名人档案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全景呈现提供参考。

红色档案资源全景式呈现模式探索有利于构建我国红色教育和红色传承最佳示范，促进革命历史记忆留存。本文以革命老区洪湖市为典型性案例，研究了这座城市如何利用大量红色档案资源打造全景式呈现模式。本研究基于实地调研，通过访谈、实地观察、相关政策文本获取进行数据收集，采用主题分析法进行数据分析，从以受众为中心、主体参与多元化、档案编研精细化、资源开发产业化和资源整合数智化五个维度总结洪湖市红色档案资源全景式呈现的成功经验，并结合全域旅游理念探讨了洪湖市在构建红色档案资源全景式呈现模式中的实践贡献，为红色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红色基因的传承、红色文化认同感和社会凝聚力的提升提供新的实践框架和思维方式。

党的二十大提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红色档案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载体，在传承红色基因等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本文概述红色档案资源的含义、特征及挖掘红色档案资源应用于党校教学的理论价值，以期增强开发利用红色档案资源的文化自觉和历史自信。目前，红色档案资源在党校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但也存在开发利用不充分的问题，亟须进行系统谋划、总体部署、整体推进，建立党校与当地档案文化部门协同合作机制、借助红色档案资源创新党校教学方式的机制和党校系统跨地区红色档案资源合作机制，开创开发利用红色档案资源高质高效的实践路径。

2022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项目”创建三十周年（1992—2022年），新一轮《世界记忆名录》及《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评选工作重启，文献遗产申遗工作广受关注。“世界意义”（8.3.5 World Significance）是《世界记忆名录》评选的主要标准，但我国对其认识和理解尚不到位，致使其难以有效对标评审要求。基于此，本文运用LDA模型对1997—2017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390份有效申报文本进行“世界意义”部分的主题聚类与定量分析，从中提取出“世界意义”描述的“四个维度”与“五大热点主题”。同时，结合我国对入选遗产世界意义的阐述进行分析，提出中国档案文献遗产申遗的对策建议。

2021年,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发布了针对档案统计工作的首个标准—《ISO 24083：2021信息与文献—档案统计国际标准》，该国际标准为世界各级各类档案机构的档案统计工作提供了最佳实践和标准化依据。本文阐释了该国际标准的主要内容，深入分析了其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全面性、数字时代的前沿性、数量与质量的统一性等特点，并结合我国档案统计工作相关制度内容，分析了其对我国档案统计工作及相关制度完善带来的启示。

《清朝续文献通考》是我国通史式政书“十通”中的最后“一通”，其所载的档案史史料以来源广泛、内容续“古”（古代）承“近”（近代）、善于“叙”“论”结合且注重古近对比、中外对比见称。其所载档案史史料真实地揭示了晚清档案与档案工作从古代跨入近代的各种变化过程，在档案机构、档案职官、新型档案载体，以及专门档案的出现、文书制度的变迁等方面都较完整地再现了晚清档案与档案工作近代化的历程，极具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