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的宏伟蓝图，档案工作如何发展，如何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更好地支持和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蓝图，是当前阶段档案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基于此，本文立足于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根据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提出的推进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目标和任务，深入分析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的背景、含义、内容体系、原则要求以及时代意义。

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档案公共服务的城乡融合发展既植根于城市的档案部门遵循社会公平原则，更自觉地向城乡供给均等服务和同质产品，以实现该领域的城乡一体、共同繁荣。无论从服务本身而言，还是从外部环境来看，它均有逻辑的必然与应然。本文分析了档案公共服务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包括服务对象全面包容以覆盖城乡居民，服务内容多元深化以适配城乡场景，服务质量优异均等以回应城乡期望。在此基础上，针对阻碍，从理念引领、机构建设、政策完善、技术赋能四方面提出发展路径。

为促进档案文献资源智慧化开发与利用，本文解析了档案文献知识元语义抽取、语义融合与DIKW价值链的映射关系，探讨了档案文献知识元语义抽取、语义融合及其实现，并基于DIKW价值链构建了档案文献资源知识元语义抽取与融合模型。本研究对档案文献资源体系的知识化构建以及智慧服务具有参考价值。

档案事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科学的档案安全监管，建设项目档案是档案安全监管的重要领域。本文针对我国建设项目档案安全监管中的信息不对称现象，构建项目档案安全监管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分析博弈参与方策略的动态过程，以及档案主管部门与建设单位策略上的稳定性差异，分析不同情境下的博弈稳定策略。据此，针对四个博弈平衡状态点提出建设项目档案安全监管策略的完善建议，促进我国档案安全监管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安全监管路径。

随着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与传统村落档案完善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参与传统村落档案管理与开发的利益主体增多，且都有自己的逻辑思维和利益追求，利益观念被空前强化，利益关系逐渐变得复杂。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理顺了传统村落档案保护在共生性发展过程中的相关利益主体，有效辨识各利益主体的价值取向，认为各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共生的可能性，这种共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拼凑、组合、整合，而是聚合、集合、有机的实践过程。因此，整体、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成为主流，这种取向也是传统村落档案多元利益主体共生演化模式的动力源泉。

文件生命周期理论起源于西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成功传入我国。文件生命周期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经过了由磨合向融合的探索，再到融合之后的现代转向。这一过程凝聚并体现了中国档案学实践性、发展性、包容性和系统性的理论品质，蕴含着理论反思的理论品质的形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档案学理论自觉不断增强的过程。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推进，从档案的生命周期角度出发，档案管理各方面已逐步融入数据管理的范畴，越来越朝着智能化利用方向演变，这对档案的知识表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档案著录是揭示档案内容的重要手段，在实现知识组织方面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基于数据管理视角，分析当前档案著录规则面临的挑战及我国档案著录规则理念更新的迫切性，参考国际档案理事会RiC档案著录标准，从知识表示和知识关联的角度出发探讨重构我国档案著录规则技术框架的路径。

单套制模式的推进使得纸质档案正逐步被电子文件所替代，而电子文件的证据地位远不及纸质档案，不能以代位角色遏制档案证据体系的去中心化趋势。组合型概念的跨域混用、宣示性规范的分立和布局于前端的域内建言是当前电子文件证据使用程式的主要表现。将法律效力与证据地位等同视之，将电子文件的“四性”要求与证据的“四性”标准进行主观联结，或强行缩减凭证与证据之间的界限，并不能顺利地实现电子文件与证据体系的要素适配。因此，有必要对电子文件的特殊性认知和“证据化改良”技术进行祛魅，同时以领域法学为统摄实施规范续造，力求完成由前端向后端的中心移转，由纸质档案向司法认证的中心回归，最终实现电子文件证据使用程式的“再中心化”。

红色文献保护工作应在良好的法律环境中开展。近年来，各地纷纷针对红色文化和资源制定地方性法规，为红色文献的利用传承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保障，但在红色文献保护方面仍然缺少相应措施，法律保护力度较为薄弱。本文梳理了现行红色文化地方性法规，认为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有外因和内因之分，其中内因是红色文献保护工作没有形成完善成熟的理念和技术，缺乏行业标准规范。因此，本文解释了红色地方性法规和红色文献行业标准之间的关系，提出在文化、文物、档案类现有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实证研究，建立红色文献保护专用行业标准，为红色文化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为红色文献营造良好的法律保护环境。

在新《档案法》明确电子档案法律效力的背景下，社会信任问题将成为制约电子档案利用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基于案例研究方法，以三件非政府机构电子档案不被信任事件作为研究对象，借鉴彼得·什托姆普卡的信任文化解释模型构建研究框架，从“资质能力”“技术透明度”“熟悉程度”“价值取向”四个维度分析非政府机构电子档案社会信任困境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包括构建电子档案管理资质授予体系、搭建电子档案真伪验证技术平台、拓展电子档案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争取政府的信用担保。由于电子档案管理具有共性，本文对政府机构电子档案社会信任问题研究亦有借鉴价值。

在知识服务背景下，电子文件服务的信息粒度从文件向更细颗粒度的内容转变。然而，电子文件归档管理过程中呈现归档文件的非结构化以及对系统的低依赖性等特征。非结构化形式弱化了电子文件在业务系统中的数据化与语义化程度；对系统的低依赖性则可能削弱甚至消除原生系统的数据关联，导致后续档案知识服务在信息与知识组织层面的异化，进而引发电子文件归档管理与知识服务的冲突。冲突的原因在于目标不同带来的思维差异以及信息系统的不连续性等。如何通过计算思维的嵌入、新技术应用的制度匹配以及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消解冲突是数智时代档案人需要思考的新问题。

中国文化元典是中华文化的最深层记忆，是中华民族原创性精神的记录，具有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表征性与记忆传承意义，不能缺失档案学视角对其记忆建构的独特认知。数字化背景下档案记忆与数字人文学科的融合发展，使得数字记忆成为解决元典记忆问题的重要方式，而其形态构建则是关乎元典数字记忆“神”“貌”共存的重要一环。在这一过程中，记忆形式的转化、记忆内容的重述和记忆意义的阐释形成了中国文化元典数字记忆形态的基本结构，并由此生发出多重构建路径：外层结构中网页集成式和在线汇聚式的外在形态构建，内层结构中系统化叙事、多元化叙事、可视化叙事的内容形态构建，核心结构中社交网络生成和身份认同阐释的意义形态构建。

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形态逐步从单一模态向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等多模态转变。作为第三记忆的原始素材，多模态档案资源可拓展“记忆场”的时空范围，强化长期记忆的形成。多模态档案资源融合开发模式遵循全程管理、语义增强、协同治理、多维叙事的核心原则，依照多元化采集、语义化组织、可视化呈现、故事化叙述的基本流程，并通过后台完成资源管理，中台实现数据关联，前台提供信息服务。该模式将有助于充分发挥档案资源的价值，实现集体记忆与社会记忆的建构，赋能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数字化转型。

女书是主要流传于湘南、桂北瑶族聚集区的一种独特女性文字体系，也是一种极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档案资源，但其存在“失活”“失散”“失真”“失语”四大典型问题。在女书档案中，女性以自身视角观察、思考问题，并建构女性身份，表明女性立场。女书档案既是女性身份认同的建构起点，也是女性身份认同的承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保证女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应将女书文化及女书档案的女性身份认同价值视域扩展到更广泛的文化认同—立足全民族，放眼世界，对女书档案资源进行创新性开发利用，发挥女书档案身份认同价值，再现女性真实风采；保护女书档案独特的文化生态，构筑立体的女书文化空间；创新女书档案宣介方式，为民族与世界文化多样性增添光彩。

红色档案是新时代传承红色基因最原始、最真实、最客观的重要物质载体。利用好红色档案资源有利于实现史料的可证、事实的可信、精神的可感，进而使传承红色基因的过程更生动、更形象，使传承红色基因的目标更系统、更全面。数字人文在实践运用中不断深化、影响范围持续延展，为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新思维、新技术和新方法。本文基于红色档案研究现状，以数字人文与红色档案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度融合为出发点，从强化叙事思维建构、深化数字技术赋能、探索多元手段运用等维度入手，提出数字人文视域下红色档案传承红色基因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我国档案部门加强红色档案科学管理和开发利用提供一定参考、借鉴。

数字环境下电子档案的可信赖性面临着更多挑战，实现可信存储与验证能为电子档案长期保存的可信效力提供有力保障。本文通过对我国电子档案可信存储与验证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梳理，提出从理论层、制度层、管理层与技术层四个方面建设“四位一体”的电子档案可信存储与验证体系初步框架，为我国电子档案单套制管理保驾护航。

中国近代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的海关具有半殖民地性质，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海关文书档案管理制度。本文通过梳理晚清时期至民国时期海关文书档案管理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总结归纳出该制度由“中西合璧”向“中国化”转化，即文种由泛到专，文书传递方式多样化以及档案整理由基础的登记保存到有序化整理体系转化的发展规律。

作为一名哲学家, 对档案史料的异常迷恋与旁征博引是福柯独具一格的研究风格。为避免自己的档案研究陷入解释学和人类学的循环中, 沦为建立在遗忘和沉默之上的理性史的复述, 福柯摆脱了经典史学的文献观, 将档案引入考古学的语境中, 视其为一种非意向性的“遗迹”, 以便实现“让档案自己说话”的效果。“让档案自己说话”是福柯档案史料研究的核心原则，目标是展现“不正常的人”和“无名之辈”这类卑微个体处于沉默状态的历史。为了考掘历史的背面, 福柯先后采用“档案话语分析”和“档案汇编”两种方法。在《疯狂史》中, 福柯悬置了科学话语的解释, 通过对档案中有关“疯狂”的话语史的考古, 暴露了西方理性文明得以形成的专断性结构。但到了《里维耶》《无名者的生平》《巴尔班》《家庭的失序》中, 为了不破坏档案文本的美学贯穿力, 同时深感理性秩序的贫乏和出于对逝者悲惨命运的敬畏, 福柯放弃了任何理论化的解释, 彻底以档案汇编的朴素形式公开档案, 让读者自己去体验历史匿名者碎片化的经验。

随着越来越多新的科技产品和科技手段在档案行业管理与实际工作中的广泛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或将成为下一个应用亮点。在档案影像的修复工作中，人工智能的修复技术将以其快速、准确的特点取代大部分传统手工作业，它所具备的强大功能和广泛的应用前景以及极高的工作效率也将给陈旧破损的影像档案带来新生。我们在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原理和工作特点以及接纳它的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人工智能不是万能的科技手段，它像所有科技产物一样，也有自身的不足和缺陷。尤其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在使用中会带来诸如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隐患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