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领域通常将自身作为一种普通主体来考量参与数字人文的模式或路径,缺乏系统性的认知。本文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认知基础,将数字人文视为一个复杂适应系统,将档案领域从整体上作为参与数字人文的适应性主体,从透视当前档案领域参与数字人文的焦点问题出发,应用系统化思考方式分析其参与特性及机制,系统考量并构建了档案领域参与数字人文的适应性推进模型,突破了以往的局部化分析方式,进而丰富了档案领域参与数字人文的思考模式。

本文通过梳理2021—2022年国内外档案年会主题,评析各国年会主题的内容特点,概括出当前国内外档案工作的最新特点和趋势—凸显倡导、赋能和时机“三大思维”,突出档案工作社会化。

本文通过对我国31部省级“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的分析,解读“十四五”时期我国档案事业发展任务与重点,为未来五年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利用文献调研与文本分析法对“十四五”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文本中主要任务进行研读与总结,划分出七个重要主题,并借助数据分析软件搭建主题关键词的共现网络,从而思考我国“十四五”时期档案事业的建设重点,并提出未来主要从服务中心大局与民生、加强数字转型、推进档案文化建设、确保档案安全、助力区域协同发展等方面促进我国档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世界记忆项目并产生广泛影响。厘清其所倡导的“文献遗产”概念是推动我国相关实践发展的首要前提。本文首先回溯“文献遗产”概念的形成背景,在此基础上选取“上位类”与“同位类”视角对“文献遗产”概念进行双维审视。其次按照时间线梳理“文献遗产”概念的衍生发展。最后得出对我国文献遗产工作理念调整的启示：明确“文献遗产”概念指涉,跳出档案局限;厘清“文献遗产”概念要义,聚焦价值判断;把握“文献遗产”概念衍生,关注原生数字遗产。

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深入,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从事前控制替代品发展为事后监管的信息工具。功能定位的不同,导致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在认知层面存在诸多差异,其中突出表现为在档案权责清单上出现了将此职权归类其他档案行政权力事项、内部审批事项、公共服务事项及行政备案事项等选择。在备案实践中,差异也进一步出现在备案处理方式、时限、条件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为了消减有关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认知和实践中的差异,在国家层面须明确其内涵和功能,制定相应的备案程序规定;在地方层面须进一步修订,清理档案中介服务机构备案的相关规范。

档案安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问题,制约着我国档案事业的顺利发展,档案法与刑法之间的科学衔接是法律有效实施的重要前提。对于档案违法犯罪的规制,档案法是刑法的前置基础,刑法是档案法的有力保障,二者的有效衔接至关重要。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档案安全行刑衔接制度在立法衔接、案件移送、证据转换、监督机制等方面存在一定的漏洞,导致档案执法部门与公安司法机关在处理档案违法犯罪的具体实施过程中遭遇堵塞。为实现档案安全领域行刑衔接制度的公正、高效运行,加强对档案违法犯罪行为的规制,应进一步建立健全档案安全行刑衔接立法以及完善案件移送机制、健全证据转换规则、构建行刑衔接的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监督机制等制度规范,保障档案安全,促进档案事业发展。

档案个人信息是档案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档案的社会利用而面临着权益受损的风险。通过《档案法》转介条款的指引,档案个人信息的保护以个人信息保护相关立法为依据。但为了实现档案个人信息保护与利用的平衡,以及档案个人信息保护的精准化,还需要通过对档案个人信息的法益分层,形成档案个人信息的分类标准,并以此为基础选择不同的保护模式：首先是对承载隐私权法益的隐私性档案个人信息,采取个体赋权模式,通过权利化方式进行强化保护;其次是对承载一般个人信息法益的私人性档案个人信息,采取行为规制模式,规范利用行为过程以形成间接保护;最后是对承载超个人信息法益的社会性档案个人信息,采取数据开放模式,强调信息利用的同时予以最低限度保护。

藏族石刻档案是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留了中央王朝与藏族珍贵的历史记忆,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详细记载了中央王朝为治理边疆所实行的各项措施。本文从边疆治理的视域出发,提出开展藏族石刻档案的整理发掘研究工作,有利于为边疆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提供档案支持;并通过文件连续体理论提出整理发掘的思路与对策,结论对少数民族历史档案的整理发掘具有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分析经典叙事理论以及数字叙事理论,结合档案叙事的用户、文本、技术层面,从数字叙事的逻辑、结构以及维度分析档案数字叙事模式,以期在此基础上对数智赋能环境下的档案数字叙事模式提出优化策略,从而促进档案的活化赋能,以及促进社会记忆构建和文化传承。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提出后,档案管理逐步向档案治理转变。相较于档案管理,档案治理强调主体的多元化、手段的多样与过程的互动。从主体的多元化角度来看,当前档案治理体系中主体数量不断增加,但实际工作中并未产生明显的协同效应,形成合力。本文以政府的定位为核心,引入元治理理论,构建理念、主体与制度三个维度的理论分析框架。通过理论指导与政策文本分析,提出了兼顾理念与实操的档案治理主体协同对策,包括转变理念是前提、合理定位是关键、制度规范是保障,以期在各主体共同参与协作下,构建安全高效、内涵丰富的现代化档案治理体系。

档案资源智慧化转型,是实现“十四五”时期档案工作全面转型的题中要义。具有知识属性、遗产属性、记忆属性的田野考古档案资源是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承载社会记忆,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本文在分析田野考古档案资源基本特征和属性的基础上,建构田野考古档案资源经由数字化、数据化、语义化、智慧化阶段,实现多元融合的转变过程,以期实现田野考古档案资源多元主体协同共建,开发成果智慧共享,推动档案服务向知识服务、文化服务转型升级。同时也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创新考古资源利用方式,传播文物蕴含的文化精髓和时代价值,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贡献力量。

依托于融媒体发展的历史档案文化传播是实现传统文化记忆延伸的重要途径。本文以某篇清代玉牒相关的热门微博为研究对象,对其评论文本的主题与内涵进行数据分析,从深化历史档案内容内涵与拓展传播渠道两个方面提出在融媒体视域下历史档案文化传播的路径建议,探索顺应时代潮流的历史档案文化传播新启示。

数字人文为家谱档案资源的利用与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对知识组织逻辑分析与重构,提升家谱档案的知识发现深度与价值呈现维度,使家谱档案在瞬息万变的文化浪潮中维持持续生长的空间与养分。本文从数字人文视域下的家谱档案资源重构价值呈现出发,将档案内容分为记忆单元、记忆层面、记忆空间三个层级,构建其知识重构逻辑与技术实现框架。基于数字人文的多粒度知识组织逻辑和技术实现框架,为家谱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中央苏区革命期间,保留了珍贵的档案文献、革命文物、旧居以及实景遗址遗产。对分属不同机构且形式多样的中央苏区档案进行多源数据整合,既有中央苏区档案自身价值及保存现状、中央苏区各档案资源的内在关联性和时空场景的整体历史叙事需求等内在动因,也有其理论前提、国家政策扶持、各机构资源共建共享的共同目标以及技术赋能的外在条件。本文在分析中央苏区档案数据多源整合的动因、条件的基础上,探讨中央苏区档案以数字人文项目为纽带,通过对不同数据结构进行多源异构整合,再现历史以及场景等方式的实现路径。

电子文件单轨制是档案工作数字转型的重要内容之一。面对当前机构在推进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中遇到的种种问题,转换管理视角与理念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本文引入数据驱动视角,重新诠释了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的理念,提出了“两个形成、一个整合”的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目标,并结合实践案例总结出数据驱动视角下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实施的四个关键节点,为我国机构电子文件单轨制管理提供借鉴与参考。

面对数字转型给文件归档工作带来的冲击,论文从历史主义与逻辑主义相统一的角度出发,提出并论述了电子文件归档的本质仍然是人类在记录保存中做出的无奈、优化、合理的选择;通过梳理电子文件归档在概念、范围、方式及时间上的变化情况,总结归纳出归档概念要素重构、归档范围扩展、归档方式多元、归档时效优化的发展趋势及应对思路;主张坚守电子文件归档的本质,遵循规律、顺应变化,充分发挥我国归档制度的优越性,以解决当下电子文件归档的现实问题。

保护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是档案工作传承文化、延续文明的重要使命。本文在分析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作困境和数字化保护需求的基础上,结合数字人文与数字化保护的逻辑关联,探讨了数字人文视野下数字化保护的发展思路和实现路径。通过改善保护条件、加大保护力度、更新保护理念、拓展实践视野,数字人文视野下少数民族档案文献遗产将实现更加积极主动的数字化保护。

本研究以细菌纤维素作为纸质档案的加固剂,制备不同质量分数的细菌纤维素水分散液,均匀喷涂在纸张上,对纸张进行加固处理。采用万能材料试验机、耐折度仪、扫描电镜、柔软度仪、光泽度仪、厚度仪、非接触式分光光度仪、pH计和超景深显微镜等,表征细菌纤维素对纸质档案的加固作用;利用TG/DTG热分析仪和红外光谱仪,表征细菌纤维素对纸质档案微观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质量分数为0.3%的细菌纤维素加固纸张后,纸质档案的机械强度提高最明显,加固纸张的效果最好;细菌纤维素在加固纸张的同时增加了纸张的稳定性,且没有改变纸张的微观结构。

档案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一直是档案部门的核心工作。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数字资源海量增长,为确保电子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选择适合的存储介质至关重要。本文对蓝光光盘的技术现状和存储优势进行深入分析,以期为解决档案数字资源长期保存的困境提出有效路径和选择,进而推进档案数字资源的长期保存和有效利用。

清代档案为清史研究提供了最原始的基本史料,清代司法档案的整理促使法律史研究的“问题”导向更为微观、具体,并引入多元的研究方法。同时,法律史研究中对诉讼文书展开研究也为后续清代司法档案的整理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经验,围绕“档案中的虚构”等问题的讨论也使清代司法档案的价值得到更深层面的理解,并进一步促进对清代司法档案的更为全面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