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叙事作为后现代档案学发展已成为新的态势，但由于研究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档案叙事概念界定不一，亦未形成体系。厘清档案叙事的底层逻辑、要素层次，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档案叙事并把握其发展趋势。档案类型多样化、档案文本化与数据化的内在驱动力，用户的个性化需求与国家叙事体系的外在拉力，以及档案叙事的主客体实践连接的内外力中介构成档案叙事的底层逻辑。档案叙事的要素包括叙述者、受叙者、叙事内容、叙事媒介与叙事目的，并且档案从形成、保管到开发的过程也都蕴含着隐性叙事。档案数字叙事成为当前及未来的主流趋势，档案叙事参与主体应协同合作，加强档案全流程管理，促进档案信息资源整合与呈现，以实现保存档案记忆传承历史文化的目的。

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推动记忆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范畴，对丰富档案记忆观、重塑档案叙事体系，以及推动数字记忆理论与实践发展，裨益良多。剖析理论，从媒介、存储、利用、主体四个视角阐释文化记忆理论中的档案思想。解析实践，在文化记忆理论的指导下，数字时代的档案记忆实践呈现出档案化、社会化、可体验的特点。审视发展，数字媒介带来记忆存储、构建、开发方式的变革，推动档案记忆和文化记忆的边界变得模糊，也为两者带来共同的发展和挑战。

以城建档案馆档案开放为研究对象，既有利于突破当前档案开放研究的通用视角，又有利于启发并引领国家专门档案馆档案开放实践。本文以城建档案馆档案开放的法定职责为逻辑起点，系统梳理其在“制度—主体—客体”方面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通过“强调法规引导，提供科学合理操作指南”“引入协同治理，完善机构改革配套措施”“区分客体对象，推行分类分级开放方案”等手段予以化解。

作为民族认同的教育资源和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档案有助于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获取、公共理念传播和国家认同建构。档案是传递集体记忆和塑造身份认同的有效载体。记忆和认同构成了档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两个重要面向，档案构筑的公共想象空间展示了集体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间的关联。具有整体性特征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档案记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历史轨迹，中华各民族因分享共同的历史记忆而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强化。通过构造现代档案体系，在统一多民族国家中持续强化中华民族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系统剖析档案作用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和外在表现，既能够科学认识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档案路径，也有利于从心理层面和精神维度破除竞争性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认同危机。

发生于17世纪末的马比荣与热尔蒙之争实际指涉的是如何通过档案达到历史真实的问题，以“连续性原理”和“异质性原理”概念观照之，其演化为档案指向的历史真实在连续性和异质性上呈现的不同面貌。在历史主义的视域中，档案指向的历史真实是接近生活世界原貌的“连续异质”的，但在由历史主义导向的后现代主义视域中，历史真实陷入了“分离异质”的相对主义危险中。基于诠释学方法重构的“连续异质”的历史真实既由档案文本保持了其连续性，又向异质的生活世界开放，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基于档案还原的历史真实与生活世界原貌的对应关系，令档案成为对抗后现代主义虚无感的最后一片绿洲成为可能。

中国既有的档案实践蕴含着丰富的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应凝练与升华这一思想。同时，完善与创新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和方法。在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可从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体系三个层面揭示和反映人民至上的理念，提升中国自主档案学知识体系的本土性和原创性；从档案治理、档案资源建设、档案利用服务、档案安全四个维度，挖掘和深化人民至上的观点与方法，形成系统化、学理化的知识体系，并回归实践、指导实践。

周密自洽的逻辑，是立法技术成熟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立法技术的核心与精髓。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构建了包括三个层次（形式逻辑层、非形式逻辑层、结合体层）和五个维度（数理逻辑、语义逻辑、学理逻辑、事理逻辑、法理逻辑）的档案立法技术内在逻辑分析框架；并以该框架为指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条例》所运用的立法技术之内在逻辑进行了分析，肯定其进步意义。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档案立法技术的实践路径进行探讨，厘清了粗放型立法技术与精细型立法技术的具体内涵，并尝试从档案配套性法规建设的角度提出合理建议。

目前执行转破产程序中的档案处置工作尚存在无据可依，档案信息收集受制于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不配合，多方差异化主体间档案移交的难度较大和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缓慢等现实困境，使得档案的处置工作滞后于其他的制度推进工作。对此，应当从执行转破产程序本身出发，剖析程序衔接中档案处置工作的特殊属性，以及基于这些特殊属性产生的制度不适配问题。从宏观视角上，提炼出执行转破产程序中档案处置需要遵循的概括性指导原则；从微观视角上，按照“三化一消”的策略，即以标准化、法制化、参与主体多样化三个维度具体诠释档案处置工作的完善规则，以消解档案处置的信息区隔问题为导向，将打通执行与破产间的数据库与构建全国统一的执行转破产案件档案数据库作为破除信息壁垒的合力，最终以高质量的档案处置工作回应执行转破产程序对档案资料的现实需求。

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档案工作也是国家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档案主管部门在对民营经济档案进行监管时，要遵循合法、适用、效益三项原则，树立生态发展、自主管理、规范引领、适度监管理念，从实际出发，做好档案宣传、指导服务、协作联动、典型培育、资源建设五方面工作，推动民营经济档案工作与民营经济组织协同发展。

数字中国建设背景下，档案管理工作面临日益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本文将数字创新管理思维引入工程档案管理，探索具有实践指导性的工程档案数字创新管理要素机制，以更好地发挥创新驱动作用，助力我国档案创新机制整体效能提升，开拓与数字中国建设相适应的工程档案创新管理路径。以数字创新管理理念为基础，选取昆柳龙直流工程项目为典型性案例研究的对象，通过半结构化访谈获得19份质性数据文本，采用主题分析法对其进行编码与分析。最后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基础支撑，从系统角度出发，探讨数字技术、制度、战略、文化、组织和知识创新六个维度要素间的整合与相互作用关系，并基于此构建工程档案数字创新管理要素机制，突破了现有理论提出的创新要素维度，为工程档案管理领域实现全方位数字创新提供理论支撑，有效克服工程档案管理领域“割裂式创新”引发的资源错配和无效创新问题。

红色文化与信仰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也是构建国家认同的宝贵精神财富。借助叙事理念阐释红色档案中的历史文化内涵与革命精神信仰，发挥其在构建现实、历史、情感认同中的重要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红色档案叙事参与国家认同建构的运行机理，即通过对红色历史记忆的唤醒、重构、共享与展演，实现国家认同的触发、强化、理解与维护。建议通过根植档案叙事理念、协调档案叙事文本、拓展档案叙事主体、丰富档案叙事媒介等途径把握国家认同建构的话语权，增强国家认同建构的连续性、社会性和立体性。

档案工作的目的是充分发挥档案的作用，满足社会各方面对档案的利用需要。针对一直低迷的档案利用率与不断发展的档案事业之间形成的反差，提出目前学界在计算方法、相关推论、工作改进等三个方面对档案利用率存在认知误区，认为档案利用率没有以往所认为的那么低，未利用档案比例也没有以往所认为的那么高，且档案利用率的提高具有偶然性，“提高档案利用率”是一个伪命题；探讨了“提高档案利用率”呼声不绝于耳的四个原因，包括档案利用价值观的盛行、数字政绩观的偏差、现存统计资料分析方法的助推、档案学术争论的不了了之。

银行数字函证归档有助于发挥其法律凭证价值和监管作用。基于银行数字函证基本概念和业务模式，并结合相关政策文件，归纳银行数字函证特点并分析其归档要求，进而构建银行数字函证归档策略的体系框架，涵盖主体权责、业务流程、管理要素和归档机制相关内容；同时，分析银行数字函证归档的可信性保障方法，元数据管理与过程记录方法以及数据表示、解析与验证方法，为推动银行数字函证归档工作制度化和规范化提供借鉴思路。

档案数据质量对于将数据视为资源、资产的现代企业来说至关重要。以数据形态存在的档案具有传统形态档案不具备的技术特性，同时承载了更高的价值期望。因此，数据产生主体需要更新档案数据质量控制理念与体系，全面提升档案数据质量，为资产化奠定基础。本文以企业档案数据为研究对象，基于已有档案数据质量控制研究成果与典型厂商数据质量控制体系，融合数据清洗技术与传统文件梳理理念，创新提出企业档案数据质量维度框架，构建企业档案数据质量控制体系，并借助元数据管理落地，帮助企业实现档案数据质量提升目标。

以霉菌为主的档案微生物不仅严重影响档案寿命和价值，而且危害档案工作人员身体健康，因此档案消毒是加强实体档案保护和职业健康防护的重要手段。本文通过实验法对等离子臭氧消毒舱和臭氧熏蒸消毒舱两种消毒设备纸质档案消毒效能进行比较分析。实验重点评估了纸张渗透能力、消毒有效量和消毒效果，结果显示等离子臭氧消毒舱在以上方面优于传统臭氧熏蒸消毒舱，更适用于批量纸质档案消毒灭菌任务。本文研究结果为档案馆选择消毒技术和设备提供了参考依据，对消毒设备研发和档案保护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近代企业档案管理实践是我国档案事业近代化和专门化的重要一脉。分析其生发的背景、核心主张、管理规则和业务重心，是对中国档案事业史的丰富和深化。近代企业档案工作虽多有时代局限，但在企业经营中的功能定位、企业领袖的档案意识、一体中心和安全效用结合的档案管理实践，既是我国企业档案工作的历史传统，也是思考中国式档案事业现代化的重要经验素材。

采取概念史的研究方法，对“档案”一词的形成、流变与传播过程进行梳理，可以揭示档案概念的演化与历史语境、制度变迁和学说迭代的深刻关系。基于新发现的史料，“档案”一词产生的具体时间提前至清康熙五年（1666年）曾担任过启心郎一职的韩世琦所撰《抚吴疏草》，而其产生与明末后金朝以来特殊的文化政策、军事环境、政治背景密切相关。随后，“档案”在清朝流变，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文档名词的核心地位，这时的“档案”与其前身“档子”并不能简单对译。到民国时期，“档案”逐渐作为通用文档名词在社会普及，并前所未有地深入民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档案”作为一个专有词汇被创造出来，经过公共传播过程，逐渐稳定了其语意，从而获得了生命力。

公文起首语是位于公文开头，用来说明公文的发文人（发文机构）、发文目的，以提示公文内容的用语。规范标点起首语是初学者较难跨越的一道门槛。通过对明清档案起首语中发文人（发文机构）、事由、发文人（发文机构）与事由之间、事由结束时的标点，以及部分其他体裁起首语的标点方式的纠正和辨析，得出这一交代词标点使用的一般性结论。对此问题的探讨，不仅有助于档案初学者和利用者准确阅读和理解档案的结构与内容，也将有益于明清档案及其同类文书的规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