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是人类符号记录性原始经验的主体，在人类进化和各项实践活动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原始经验是源于人类实践活动的直接经验。它包括记忆性原始经验与记录性原始经验，符号记录性原始经验—档案是记录性原始经验的基本组成部分。原始经验具有直接性、真实性的特征，具有“特有的高贵而理想的价值”，人类认识活动以原始经验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它是认知经验的唯一来源，是人类实践活动中的“指导力量”。

档案与数字人文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档案知识服务与档案价值阐释是数字人文理念与技术应用于档案领域的代表性场景，数字人文能增强档案知识服务的技术刚性，延展档案价值阐释的人文柔性。档案化管理能帮助实现数字人文资源对象的全过程管理，保障数字资源的完整性与可用性;维护背景联系有助于构建资源信任，拓展数字人文的价值空间。数字记忆是记忆在数字时代的一种新形态，体现了档案与数字人文在人文—记忆之维与数字—叙事之维的融合共生。从档案与数字人文的双向视角考察二者相互的概念理解、价值意义，分析二者相互建构的实践路径，有助于推动档案与数字人文之间的学科对话，促进学科发展。

本文基于我国三段式的文件档案管理体制，构建了电子文件归档中国特色研究的框架体系，梳理了我国电子文件归档在概念、管理、制度、技术四方面的主要特色。概念特色涉及电子文件归档自身及相关概念，也体现于中英不同语境的概念差异之中;管理特色体现在其“分界线”与“连结点”特征对于我国档案集中统一管理及西方档案管理理论中国化的贡献之中;制度特色包含制度内容特色及制度引导下的试点特色;技术特色包括统筹统建的技术支持与自主可控的技术应用。

本文在概述档案本质属性研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档案本质属性研究的应有思路。从社会主体的新视角，指出传统原始记录性的缺陷并就原始记录性作了新的完善，更好地揭示了档案本质属性，使原始记录性具有了排他性，巩固了其主流地位。

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建设经历了艰辛而光荣的发展历程，具有良好的建设机遇和广阔的发展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建设成果。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背景下，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建设不仅是构建学术体系的坚实基础，也是构建话语体系的基本内核。新时代中国特色档案学学科的未来发展，需要面向新时代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重大需求突出档案学学科在密切配合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真实记录与持续传承中国历史文明、切实服务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等方面的学科优势，直面中国档案学学科建设中出现的新老问题，补齐档案学学科短板，按照“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标准完善档案学学科建设，面向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新趋势拓展档案学学科领域。

为建构郑州大学档案学科发展记忆并丰富我国档案学人研究，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和访谈法等对王金玉档案学研究成果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总结，探讨王金玉中国档案史思想的形成背景和发展阶段，总结其主要内容和重要特点，分析评价其主要贡献以及存在的局限，同时阐发王金玉中国档案史思想对当前中国档案史乃至档案学研究的指导价值和启示意义，以此纪念王金玉老师并期冀对中国档案史研究有所启发或推动。

通过学习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档案工作重要批示中“记录好”与“留存好”两大要点，本文结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论述常态归档接收之重要价值的基础上，揭示出归档接收的被动性及其在视角与内容上的局限，并提出档案部门从常态归档接收到与主动记录留存并重的工作转向。在主动记录方面，可通过参与和规范两种方式主动形成记录;在主动留存方面，重点阐释了对于主动形成的记录进行优选的必要性，以及主动优选的内在含义。

本文结合定量与定性分析方法，对国内外个人数字遗产保存研究从研究现状、研究主题、研究结论三维度进行分析，发现个人数字遗产保存研究处于发展阶段，具有以下特征：多学科参与，核心作者凸显，以定性方法为主，研究集中在概念价值、建议策略、隐私关切和技术系统上。研究尚存在不足，未来需要以用户需求为起点，兼顾理论和应用研究，开展跨学科研究，关注信息弱势群体，深化研究内容。

红色档案数据治理是大数据时代传承红色基因的必由之路，是新时代赋予档案人的新使命。本文在拓展红色档案概念外延的时间跨度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了红色档案、红色档案数据及其治理等概念的应有之义。红色档案数据治理面临着多元异构的数据藩篱、体制机制障碍和公众接受难题等三重困境。摆脱困境要遵循健全法规标准、挖掘数据价值、优化服务体验、传承红色基因的治理原则，构建红色档案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平台，探索出一条涵盖数据治理主体关联、数据关联、数据治理主体与数据关联以及数据与公众关联的治理之路。

“档案热”在艺术领域的出现，带动了许多艺术工作者利用档案进行创作、针对档案进行思考等。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档案客观性立场的质疑相关。在此基础上，艺术工作者纷纷在实践领域展开诸多探索，包括面向装置艺术实现档案数据可视化、面向场景叙事设计档案隐喻、面向田野调查参与档案创作等。基于上述理论与实践分析，可以发现，档案艺术的发展挑战了档案信息的传统媒介方式，丰富了档案价值的实现场景，质疑了档案工作者的中立立场，具有一定的思辨意义。

数字叙事作为围绕叙述主体背景、属性、目的、逻辑等阐述网络要素的打散重构，并最终以多媒介形式叙述的多层、多维、多视角的数据洞察，为未来档案内容管理发展提供了想象空间。本文以档案数据化、数据知识化、知识故事化三个阶段为逻辑脉络，预测数字叙事视域下档案内容管理的发展趋势，认为未来档案内容管理流程将实现三维正交分解架构—纵向延伸、横向拓展、深向整合。在此基础上，提出档案数据资源生态圈构建的三大维度：动态平衡的档案数据资源生态要素、多主体协同的档案内容服务、多源异构档案数据共享。

红色历史档案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实践创新，对其加以研究即能挖掘其真理价值和历史文化内涵。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借用北海币取得的伟大经济斗争胜利，一定潜藏着能够而且可以被解开的真理性认识的经济密码。实践出真知，中共取得货币战争（北海币）胜利的法宝为：实践（发行货币开展货币斗争）→认识（创新货币理论或货币制度）→再实践（统一货币市场）→再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循环往复。若是将货币战争（内隐于军事斗争）视为特殊时期发展经济的伟大实践或实验，回看北海银行的“前世”与“今生”及其探索出来的通向真理之路，能够为今日中国应对全球货币市场斗争提供思想启导。

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企业数据治理体系日趋成熟，企业档案与数据资产的协同管理问题日益凸显。本文综合运用案例研究法和行动研究法，从术语、资源、业务、系统、组织和制度等维度构建分析框架。企业档案与数据资产的协同管理存在术语不统一、体制相割裂、方法不衔接、系统未整合等问题，需进一步明确协同目标，厘清档案数据、档案部门和档案系统在数据资产管理框架体系中的定位，按照数据档案化治理和档案数据化开发两条发展主线，通过创新协同机制、促进方法集成、联通数据标准、推动系统转型升级等策略实现多维度的协同管理。

版式标准作为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流程中的基础性应用要求，在电子文件归档、封装固化以及电子档案的传输、存储、利用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OFD标准在电子档案管理中的应用特性，总结了OFD标准在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管理流程中的基本功能：转换功能、容器功能和管理功能。在此基础上结合福建省档案馆应用实践经验，在具有福建特色的“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规范管理模式中，创新应用OFD标准，阐述了OFD标准在“三包两结构一体化”电子档案规范管理模式中的基本应用环节、基本应用场景，以充分发挥OFD特性，满足新修订的《档案法》关于电子档案规范管理的要求，进一步推动电子文件单套归档与电子档案单套管理工作的落地见效。

本文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探究企业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的实施方案。通过对两家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试点企业开展调研，结合文献分析和理论构建，提出具有通用性的企业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实施框架，并依据国家档案局出版的《企业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试点案例集》对实施框架进行映射分析和补充完善，以期能为其他企业或组织机构实施电子文件单套制归档工作提供参考与借鉴。实施框架具体包括战略规划层、组织保障层、制度规范层等6个层级，包含可行性研究、组织规划、需求分析、战略目标等28项具体实施要素。

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是适应数字中国发展战略、提高档案治理效能、实现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经之路。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是数字技术变革带来的档案工作理念、工作流程、工作模式等行业内容的质变。现阶段，我国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面临转型战略规划尚未形成、转型能力不平衡、转型要素供给不匹配等现实困境，可以从制定战略规划、强化转型能力、保障要素供给等方面推进档案工作数字化转型升级。

湘西麻阳苗族地区清康熙至民国时期的系列民间纸契是研究湘西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其中部分纸契受损严重，亟待保护。为制订科学的保护方案，对系列纸契的用纸原料进行鉴定，并测试纸张的物理性质。结果表明，纸契的原料种类呈现多样化，构皮纸、竹纸、三桠皮与竹的混料纸兼而有之，不同历史时期的用纸变化一定程度上会受到造纸业主流发展趋势的影响。红色染色纸契仅以竹纸为原纸，可能与其紧度高、吸水性强、染色效果好有关。民间纸契的原料种类和相关物理性质的差异性较大，对此类档案的修复需重视纸张本体的科学检测，有助于选取合适的修复用纸以达到最佳的保护效果。

档案信息的开放利用与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与平衡是档案学界的重要课题，档案封闭期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国外公共档案信息的封闭期通常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予以规定。国外档案学术界相关的理论研究，以及英国、美国、瑞士、法国、德国、瑞典及欧盟的档案封闭期法律法规建设的发展，为我国档案学术界关于封闭期的研究提供了启示：强化信息公开理念，促进国家民主建设;遵循可分割性原则，增强信息公开科学性;细化档案法律法规，平衡知情权与隐私权;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强化学会组织功能。

照会是近代对外交往中最常用的文书形式。美国国家档案馆藏近代美国驻奉天领事馆领事报告档案中含有大量美国领事与中国东北当局的往来照会，这些照会内容丰富，中英文兼备且保存完整，其以外交文书的形式承载了丰富多元的历史内涵，因此具有极高的档案价值。本文通过细致爬梳领事照会档案，从发文方向、语言、事由、涉事方等角度对其进行细致分类，进而从文书体式及历史内涵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该研究将有助于档案学、历史学更好地体认近代照会文书的程式与内容的演变以及其蕴含的深层历史脉络。中美往来照会逐渐由传统的繁复的程式向高效练达的风格演变，也成为中美外交文书和外交观念相互交融与影响的例证。

《钦录》是明太祖管理佛教事务的圣旨敕谕汇编成册的文书档案，藏于南京等地各大敕建寺院。万历年间，葛寅亮将南京各寺《钦录》汇总成“《钦录》集”，编入《金陵梵刹志》中，使之得以保存。《钦录》的编纂可追溯到洪武六年开设的钦录簿制度，并直接受到其“钦录圣旨”“编类为书”原则的影响。因洪武初年僧司还未设立，《钦录》的记录主体实际上是各大寺院而非官府,这导致禅、讲、教等不同类型的寺院所藏版本存在差异。正是这些差异和其丰富的内容可补充《大明会典》记载之不足。《钦录》档册体现了明初佛教管理制度化的特点，对研究明初佛教史亦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