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尼·吉登斯档案思想中,档案构成民族—国家开展行政管理活动的基本条件之一,具体是通过“建档”实现对社会活动的跟踪并管理;同时认为档案可以连通过去、现在与未来,成为时空延展的媒介;档案活动的重要价值及其存在的广度和深度,使其可以被纳入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之一。安东尼·吉登斯档案思想广泛实践于各行各业推行的专业档案管理活动中。

电子文件归档问题之所以至今还未解决,是由于电子文件归档问题始终被置于一个并不适合的位置上讨论着。本文试图构建一棵“档案载体的派生树”,以一种多维的视角来打开“档案载体”可能联系的、更为广大的视域。如此,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被安置入一个适合的探讨位置,其各个衍射线所包含的陈述也更为明晰。

档案治理是在党政机构的领导支持下,由档案行政机关主导,各级各类档案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参与,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进行合作互动,共同促进档案事业发展和提升档案工作服务社会发展大局能力的过程,对促进档案事业管理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有着积极意义。从档案治理的概念、特征和价值目标三个方面解析了档案治理的内涵,从档案治理的逻辑起点、主要面向、研究视角、体系支撑和能力建设五个方面构建了档案治理的理论框架,对《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加快完善档案治理体系、提升档案治理能力”作了理论阐释。

现行档案法律法规对企业经营发生重大变动时的档案保管问题考虑甚少,比较有针对性的《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将各地国家档案馆确定为企业破产档案的法定接收单位,但实践中档案馆的接收能力有限,难以保证落实,档案企业应运而生。《档案法》草案（修订稿）中虽然增加了破产企业的档案保管内容,但仍然是“参照适用”性的规定,缺乏对企业破产档案保管的针对性指导。在当前破产企业档案保管正快速市场化的形势下,加强对档案企业的法律规范和行政引导管控已成为当务之急。

《档案法》与《刑法》组成了我国档案安全的法律保护体系,但“二法”在实体性衔接上存在衔接断层的问题。目前,“二法”在客体、主体、客观方面及法律后果等方面仍然存在衔接断层的地方,需要通过修改档案犯罪所在小节的罪名、扩展档案犯罪规制的行为类型、扩大档案犯罪保护对象的范围和拓展档案犯罪的主体范围对“二法”的实体性衔接进行建构。

学习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对推动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以英国、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政府数据开放活动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比较分析法,总结出发达国家在政府数据开放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三个方面的实践经验;据此,提出了推进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若干启示性建议。

参与新型智库建设是时代赋予档案知识服务工作的新命题,也是档案知识服务工作实现自身价值提升的重要举措。本文在分析新型智库含义的基础上,结合新型智库建设对档案知识服务的要求,剖析了当前档案知识服务工作无法适应我国新型智库建设的现状,最后从档案服务内涵建设、档案资源体系构建、高端人才培养以及服务参与机制选择等方面为档案知识服务工作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本文将私人建档分为“证据导向的私人建档”和“记忆导向的私人建档”,并提出当下私人建档的发展现状可集中表现为：记忆导向的私人建档,包括个人/家庭建档与社群/社区建档,开始不断发展兴盛。这种发展现状预示着档案资源建设正在由“档案权力”（国家化）转向“档案权利”（社会化）,私人建档亦开始越来越朝着“集体化”“自治化”“资源化”的方向发展。这应当被视为档案领域的“社会化大挑战”,需要重大的创新性突破以及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共同参与来予以解决。

本文从供给侧改革视角出发调研了广州市档案社会存管机构的日常运维现状,发现当前档案社会存管服务提供方的低成本服务与服务需求方档案存管高质量需求之间存在矛盾;档案社会存管服务供给与社会需求未有效对接,存管服务机构的闲置资源仍待开发利用;档案社会存管服务机构资质认证标准与实践脱轨;存管机构服务质量与需求方档案管理利用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矛盾等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通过合理发挥需求侧对供给侧的引导作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供需平衡;推进档案社会存管服务标准、制度化建设,提升档案存管服务需求方对存管机构服务信任度;加强档案社会存管服务行政监管,保障档案社会存管服务质量;加强档案社会存管服务的宣传推广,培育稳定的用户群体等对策。

本文系统总结了美国、英国和法国在科技档案管理体制、管理制度、管理机构、利用服务、数字档案馆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和特点,结合我国海洋科技档案管理现状,提出未来发展策略：在国家层面建立海洋科技报告制度,改变档案资源收集、归档、共享难度大的现状;高度重视海洋科技档案法规制度建设;大力加强海洋科技信息咨询服务工作;强化海洋科技档案资源的集成管理;积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海洋科技档案工作中的应用。

“互联网+”时代“跨界融合与连接一切”的特点,引领着档案事业的改革与发展—— 在参与其他部门、行业和领域的协同合作中转变服务方式和创新发展理念。以组织机构为视角,面向管理流程改造,是内部档案部门参与其他职能部门协同合作的第一次服务转型。以公民社会为视角,面向公共服务集成,是公共档案部门参与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协同合作的第二次服务转型。以文化自信为视角,面向文化强国战略,是国家档案事业参与其他文化管理部门协同合作的第三次服务转型。

村级档案作为最基本的农村档案建构单位,是农业和农村档案中数量最大也是与农民关系最直接的档案。本文通过对村级档案工作60年的历史梳理,总结其在建档方略、档案收集、档案管理、档案利用方面的成功经验,也反思其过于依赖行政命令驱动,民主管理与决策力度不足,在乡土文化建设中长期缺位等方面的不足。基于此,提出催生村级档案工作的内生动力和内在需求,围绕民主建设发挥村级档案的赋权和监督功能,围绕文化建设重构村级档案文化内容等工作策略,以期对村级档案工作长远发展有所助益。

近年来,有关将历史档案馆划归博物馆的论说,在社会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尽管某些历史档案与博物馆的文物可谓同宗同源,但二者却是彼此独立又各具特色的,这是古今中外的通行模式。本文从国际视野,分析世界范围内历史档案馆专门设立的必然性及必要性。

2013年7月,台北故宫博物院推出了以康熙皇帝在奏折上的硃批真迹——“朕知道了”纸胶带的档案创意产品,立刻广受好评。本文拟探研“朕知道了”纸胶带成功的原因及其启示。

以博物馆藏品档案的开发利用工作作为研究对象,调查了美国洛杉矶盖蒂研究所开展的各项基于藏品档案的研究项目,重点介绍并分析了盖蒂词表、盖蒂研究门户、研究指南和书目索引、文物收藏和溯源研究工程,这4项档案研究与开发项目代表了目前世界领先的藏品档案开发模式和方法。针对我国博物馆藏品档案管理与利用“重藏轻用”“重管轻用”的现实状况,分析盖蒂研究所上述项目对改进我国藏品档案开发利用工作的启示,以期对我国博物馆藏品档案工作提供有益借鉴,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国外藏品档案开发利用模式的关注,从而改变我国当前不符合知识经济时代的陈旧理念,重视挖掘藏品档案价值,提升开发与利用水平。

近年来,我国许多省市积极探索民生档案远程服务模式,通过一定区域内馆际协作为民众提供便捷的查档出证服务。归纳起来,当前较典型的有市域、省域、城市圈和跨省馆际协作4种模式。本文选取福州市、浙江省、武汉城市圈和上海浦东作为案例样本,分析上述模式的形成与特点、架构与机理、优势与不足,以期为各地馆际协作的开展提供参考。

本文从档案管理活动演变历程出发,探析档案职业空间拓展的路径。文章指出,档案职业人员数量减少、档案职业客体资源“稀缺”和档案职业中女性占比大并不一定意味着档案职业的“边缘化”。文章分析了档案职业中女性所占比例较大的原因和意义,同时提出欲扩展档案职业的发展空间,“人”的因素至关重要。文章认为,档案馆领导的个人能力、专业背景和档案馆馆员的人员结构等是拓宽档案职业发展空间的关键,从档案馆领导和档案馆馆员方面改善档案职业主体的构成和内在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基于对国家档案局公布的相关数据的统计分析,指出了我国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和综合档案馆档案专业人才队伍在人员总数、性别结构、年龄结构、文化程度和专业程度等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以期为今后我国档案专业人才队伍建设提供参考。

在“互联网+档案”的客观背景下,为牢固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深入推进档案信息的社会共享已成为国家档案事业顺应信息化发展潮流所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档案信息因其自身的特殊属性,在共享中涉及多方面的边界问题,从而制约着信息化进程。本文就档案信息社会共享中的几个边界问题进行探讨并提出跨边界档案资源共享的相关策略,为加快档案信息化进程贡献一份微薄之力。

数码照片档案作为数字档案资源中极具特色且重要的组成部分,对其进行保护研究是数字档案管理工作中一个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基于计算机技术的数码照片档案真伪鉴定方法,构建了数码照片档案真实性鉴定流程,并对采用计算机技术鉴定数码照片档案真实性的应用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数码照片档案的真实性鉴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旨在为今后学者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学术参考。

在当前,公共档案馆服务质量和满意度的研究已经成为档案学界关注的重点。本文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并结合专家咨询,构建了影响公共档案馆网络信息服务质量的要素,并设计和发放了Kano调查问卷和重要度调查问卷;其次,根据回收的数据进行Kano模型分析、混合类分析、基于Better-Worse指数的分析和重要度分析;最后,对Kano模型分析、混合类分析和重要度分析所确定的Kano类别进行分析,为公共档案馆网络信息服务提供管理策略,并根据Better-Worse 指数,结合象限分析法,识别出改善某项服务要素时对提高用户满意度和防止用户不满意程度的影响,以期改善公共档案馆的服务质量,并使用户满意。

文章通过分析EMS寄递高校毕业生档案的流转安全风险因素,首次全面、系统地构建了由4个一级指标和14个二级指标构成的EMS寄递高校毕业生档案流转安全风险评价指标体系,将AHP（层次分析法）与多级可拓理论有机结合,构建了EMS寄递高校毕业生档案的流转安全风险多级可拓评价理论模型。以西安某邮政速递物流有限公司为例,应用该理论模型对该企业EMS寄递高校毕业生档案的流转安全风险进行了实证评价研究,得出了该企业毕业生档案流转安全风险等级为Ⅱ级的评价结果,与企业实际安全状况相符。文章为我国高校毕业生档案流转安全风险评价提供一种方法,对于预防和控制EMS寄递高校毕业生档案的流转安全风险具有较强的实用性,也为我国高校毕业生档案流转安全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预先危险分析是在管理中预先对系统存在的危险类别、出现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宏观、概略性分析的系统安全分析方法。这种方法的应用有利于科学准确地识别危险源,确定安全防控的关键部位,筛选出事故预防的优先措施。预先危险分析法在档案安全管理中的流程从建立预先危险分析列表开始,确定危险源、划分危险性等级、制定安全防控措施。在使用预先危险分析法时要坚持科学性、动态性,还要与其他分析方法相结合,从而提高预先危险分析的质量,提升档案安全防护的效果。

数字档案管理系统是基于实体档案馆信息化的数字档案馆建设的核心内容。目前关于此类档案馆的理论研究集中在顶层设计、基础框架、技术路线等策略层面,在具体执行中缺乏可操作性;同时中小规模的地方档案馆在现实中面临基础设施落后、业务经费有限、系统检索低效、电子文件管理混乱等问题,如何能从自身需求出发以较低的成本建设高效的数字档案馆系统是中小档案馆数字化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温哥华数字档案馆经济高效的建设方式有一定启发。本文基于对温哥华档案馆的实地调研,分析了其数字档案馆系统的建设过程,总结了促成其系统经济高效运作的4个因素,最后探讨了其建设方式对解决我国中小档案馆实践问题的借鉴意义。

本文旨在弄清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档案馆运动的起源、过程及其意义。通过梳理原始档案及相关史料后发现,在中华图书馆协会、行政院档案整理处、国史馆筹备委员会等为代表性的学术与行政机构的推动下,《呈请政府组织中央档案局案》（1929年1月）、《重设国史馆案》（1934年1月）、《建立档案总库及筹设国史馆案》（1939年1月）等议案先后提出,傅振伦主笔的《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草案》与毛坤撰写的《国家档案馆规程》则分别代表了官方与民间对国家档案馆制度设计的努力。尽管当时的档案界从实践与制度设计两个层面对国家档案馆建设作出了持久的努力,却未能实现创建国家档案馆的终极目标,但这一运动为新中国的国家档案馆建设工作留下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与思想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