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级学科更名背景下，档案学科身处变革的风口，探讨档案学科发展应当何去何从具有重要意义。一级学科更名这一事件在为档案学科提供更强有力的支撑、拓展档案学科发展空间、优化档案学科人才培养体系的同时，也使档案学科地位被边缘化、独立性被削弱、课程消隐泛化、生源危机加重。由此，本文提出档案学科守正与创新的发展路径。一则，应守学科之本，不断优化档案学科建设。即担当使命，回应并引领社会需求；正本清源，聚焦档案学科研究根本；立足本土，促进档案学科自主创新。二则，应借更名之机，谋求档案学科新增长点。即融合发展，拓展档案学科研究视野；协同开放，培育更广范围的学科共同体；着力长远，探索学科教育的新布局。

集体记忆是群体共同经历、传承和构建的回忆总和，也是国家、民族构建身份认同的关键。数字时代的集体记忆逐步摆脱空间区域的束缚，呈现以流动为核心的特征，“全球数字记忆”的概念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协同作用下应运而生。本文旨在厘清“集体记忆”理论在全球化进程与数字技术进步背景下面临的新问题、新场景，阐述“全球数字记忆”“全球数字记忆场域”的历史缘起及时代内涵，同时归纳其去时空、跨媒介、可视化的特点，旨在审视数字时代集体记忆实践的嬗变与发展，拓展记忆研究的方向，为数字时代的档案记忆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提出为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档案馆的资源整合与服务转型提供了基本指导和遵循，是在新时代下推动档案馆纵深发展、实现价值跃迁的重要战略契机。本文着眼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指导思想与基本原则，从资源活力、技术动力、共享能力、治理效力等方面剖析了档案馆在新战略背景下的建设导向。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档案馆贯彻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实现文化数字化高质量转型的发展进路：建设联动型档案文化资源库、夯实档案文化数字基础设施、打造高可及档案馆服务平台、开辟档案馆服务消费新场景、统筹档案馆文化产业发展步调。

构建档案工作责任制是新《档案法》提出的重要任务，探讨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内涵、理念与构建路径等关键问题，对于深化对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学理阐释、为各类档案主体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指南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本文通过对档案工作责任制概念的历史演进与时代意蕴的分析，从政策和实践两个视角深入阐述了档案工作责任制的内涵，提出了构建档案工作责任制的理念和原则，从显化责任意识、优化战略决策、整合运行模式等角度描绘了档案工作责任制构建的基本路径。本研究有助于厘清档案工作责任制构建的基本理论问题，对进一步的理论探讨和实践应用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现代化乡村治理是党之所求、国之所需、民之所盼，需要档案力量的主动融入与积极参与。一方面，档案与乡村治理存在“互动共存、协同发展、不可分割”的共生关系。另一方面，在档案双元价值论视域下，档案及档案工作亦能基于其本体的工具与信息价值，赋能乡村治理向精细化、民主化、德教化纵深发展。本文基于张家港市这一以档案工作服务乡村治理的国家优秀试点案例，在极具我国档案学特色的双元价值论语境下对其基层实践经验进行剖析与总结，以期为各地乡村治理实践添薪助力。

根据知识生产模式1、模式2、模式3理论，中国档案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至1949年，学者自发进行的档案学知识生产属于模式1；1949—1977年，政府、大学二元主体推进的档案学知识生产属于模式1向模式2转型；1978年至今，政府、大学、市场三重螺旋结构的档案学知识生产属于模式2。通过对中国档案学知识生产模式变革历程的考察可知，社会实践的发展、档案学共同体的作用、知识权力的互动和技术的进步共同构成其变革的动力机制，而演进性、递进性、应用性和融合性则是其变革的内在规律。

档案服务外包已经成为新兴的服务产业，有关档案服务外包的司法纠纷值得关注。对2008年至2022年法院受理的139起档案服务外包纠纷展开分析发现，档案服务外包纠纷呈现出数量波动式上升、地域分布不均、法院层级下移等特点，案件类型涉及民事、刑事、行政等领域。档案服务外包法律法规可操作性较弱、档案主管部门对安全与风险管控的关注较少、档案服务外包行政执法水平有待提高、档案服务外包行刑衔接不畅、档案服务外包合同双方维权意识不足等问题频发。未来，需优化档案服务外包立法保障，完善法律风险管控监督工作，提高档案服务外包执法水平，保障档案服务外包行刑衔接顺畅，加强合同主体法律意识。

档案治理法治化是新时代提升档案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重要要求。尽管档案治理法治化所强调的“法”主要是指以新《档案法》为核心的档案法规体系，但是社会自身孕育了大量的自治性档案软法规范，在档案治理过程中同样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硬法—软法”法律体系范式下，硬法、软法单一治理模式以及软硬分治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档案事业的现实需求，软硬混治模式成为档案治理法治化的理想模式。软硬混治模式能够在充分发挥硬法和软法各自治理优势的同时弥补对方存在的功能性缺陷，实现制度互补，有利于推进中国式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我国档案治理急需规范化法治进路，实现从“软硬分治”到“软硬混治”的模式转变。

档案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电子档案安全更是重中之重，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建构是提升电子档案安全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关键一环。本文通过全面梳理并系统检视现行电子档案安全立法现状，发现我国电子档案安全立法体系制度安排不够周延、内容仍有瑕疵、治理效能欠佳。未来我国宜以总体国家安全观、靶向治理、法益动态平衡为法理基础，从一般性法律、特殊性法律、多元性法律、法律衔接协同等四个维度系统推进电子档案安全立法的体系性建构，经由电子档案安全立法能力现代化助推档案安全整体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举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记忆，从社会记忆视角研究北京冬奥档案征集工作，可促进北京冬奥档案征集工作更好地开展，为今后重大活动档案征集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将理论框架限定在社会记忆视角下，讨论社会记忆理论对档案征集工作的指导意义，通过文献研究法与访谈法分析总结北京冬奥档案征集工作的机制与成效，从征集制度、征集主体、征集时间三方面指出档案征集工作中的问题与不足，提出档案征集工作应当更加注重完善顶层设计与标准规范、加强记忆机构间的交流协作、建立全生命周期档案征集机制等对策建议。

作为档案资源开发的重要形式，近年来我国档案文化创意服务的开发主体及来源多元统一、类型和形式越发丰富、受众越发广泛、公众参与方式越发多样。然而，调查发现，我国档案文化创意服务仍存在开发观念滞后、开发和运行主体单一、构成主体趋同和消费主体局限等问题。为此，笔者结合新文创的发展背景、时代趋势和创新思维，提出了促进顶层设计专业化、推进开发运行主体社会化、引导服务构成主体多元化、力促消费主体多样化，以此提供档案文化创意服务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和产业化发展的中国思路。

档案文化情境是受众获得和强化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因此探索档案文化情境中受众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CAPS理论为研究框架，通过对哔哩哔哩网站《档案》节目弹幕文本进行扎根理论分析，探索了档案文化节目受众身份认同的建构机理，并构建了档案文化节目受众身份认同建构的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档案节目受众身份认同涉及认知、情感、行为三个维度，总体上遵循“档案文化情境—认知情感单元—行为反应”的建构路径。

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以保护、传承、利用长征文化资源为本，以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基因为要，是新时代赋能红色文化传承的国家行动方案。图档博（LAM）协同参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应坚持引领性、赓续性、创造性的价值取向，破除合作力度不大、资源整合不深、利用创新不足等现实困境。以实现高效能治理、高质量收藏、高水平利用、高品质服务为目标，完善法律法规、健全政策机制，夯实资源基础、突出地域特色，强化数据整合、丰富叙事表达，感知多维场景、推进文旅融合，是LAM协同参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有效路径。

档案部门参与政府数据治理的实践框架研究旨在确认档案部门参与政府数据治理的行动进展与方法，对档案部门充分有效参与政府数据治理的实践框架提出展望。本文通过文献的内容分析得出政府数据治理行动框架，并基于网络数据的收集对档案部门参与政府数据治理的典型案例予以梳理与分析，形成实践框架并进行要点解析，发现实践框架的特征为：认知上对接政府数据治理总体要求，参与空间依循认知要点得到多层次挖掘，路径方法为立足系统参与空间的重点突破。最后基于现有不足提出针对实践框架的方向性展望：丰富认知以扩充实践框架的建构基点；扩充参与空间以拓展实践框架；优化路径方法以提升实践框架可行性。

题本文书是清代地方高官奏报政务的重要官府文书。官府文书用纸规定有着详细的等级制度。研究现存珍贵文书纸张特点能映射文书的多重价值及特性。本研究通过多种科技分析检测手段对所选题本文书进行造纸原料、工艺及老化特性分析，结果表明，此件文书以苦竹为造纸原料，纸张厚度、打浆度及抄造竹帘的精细度不及清代宫廷用纸，浸沤及蒸煮工艺不够充分；纸张保存状态较差，出现变色、残缺、脆化、霉变、酸化等病害特征，微观组分发生降解，并以纸张霉斑处降解情况尤为明显。最后对其老化原因进行探究，发现竹纤维中木质素和半纤维素含量较高，造纸工艺使得部分木质素残留，酸性物质和霉菌进一步破坏纸张原有组分结构，加速纸张老化。希望本研究可为此件文书长期保存提供参考。

社群档案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多样性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英国悠久的地方史研究传统为社群档案在英国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英国社群档案的地缘性、自治性、多元性等特征，使其对于构建集体记忆、强化身份认同、维护社群权益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社群档案实践打破了档案活动的传统框架，引发了档案界对档案边界、参与式档案模式、档案职业融入等问题的现实思考，促使人们从更为广泛和动态的视角去探索和挖掘社群档案的现实价值与理论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开拓者，并且在档案学方面也颇有独到的见地。但与梁氏史学思想的研究相比较，人们对其方志学和档案学思想的研究却显单薄。档案、志书同源别流，有很深的渊源。作为“方志学”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对方志尤其是县志之研究颇深，受他关注或得其好评的县志有100多种。分析这些志书，可发现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价值，而这些特色和价值与梁启超的方志学思想颇为契合。梁启超所誉“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的那一大批县志，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些价值和特征，也折射出梁启超独到的史志观和档案学思想。而正因为志书和档案具有同源共生关系，因而分析梁启超的方志观对档案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甲骨文作为商代晚期的历史实证，是探讨我国早期档案史的重要史料。本文结合卜辞内容与甲骨物质形态，发现龟甲或兽骨的外形与卜辞文例、存放方式三者互相影响，形态的不同决定了存放方式的差异，不同的存放方式又会产生不同的甲骨文例。在当时不仅甲骨已具有查考利用的价值和可能，而且档案存放的形式也多种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