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移动互联等“数智”技术全方位、多维度赋能档案治理,驱动档案治理立体化、系统性、整体式重塑。本文通过分析“数智”话语情境的全面来临和档案治理范式的数智化演进,提出从战略治理、数据治理、智慧治理、文化治理、生态治理五个维度构筑“数智”时代的档案治理路径,推动档案事业数字化数据化转型、智能化智慧化升级,增强档案治理能力,提升档案治理能级,助力档案治理现代化。

从信息传递层面审视既往关于档案馆功能探究中的诸多观点,发现档案馆在档案信息传递过程中发挥着中介性功能。本文基于认识档案馆中介性功能的必要性,从中介理论和外部表征两个方面论述档案馆具有中介性功能的合理依据,在区别其他中介性机构的基础上,分析档案馆在实现中介性功能上具有非营利性、公共性、非显性以及保真传递的特点。理论揭示档案馆的中介性功能不仅能拓展研究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档案馆转型提供理论方向。

课程思政是实现高校“立德树人”办学目标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三全育人的有益探索。档案部门“为党管档、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重要职责指引着档案学高等教育必须全方位思考和加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多年来,档案部门一线从业者涌现出大批先进个人和模范事迹,教育部门档案从教者在创新创业教育和课外科技大赛等方面探索出诸多新路径和新方法,为专业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了充足养分。课程思政建设有着内在的科学性,需要从转变专业教师的课程思政意识和提升专业教师的思政建设能力两方面解决档案教书人的善任之道。课程思政建设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需要从教学目标、教学设计、教学资源三方面做好档案学教学的课程规划。

作为国家档案事业发展的顶层设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修订版）和《“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探寻其协同关系不但有助于档案工作者准确把握新时代国家档案工作总体设计方向,还能使地方政府正确贯彻执行国家档案工作的方针政策。因此本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2020修订版）法律文本和《“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利用LDA主题聚类及相似度计算方法对其主题和内容协同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两部政策法律在档案信息化建设、档案人才培养方面具有较强的协同性,这为促进我国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及地区档案政策法律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地方档案立法是档案法规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地方档案治理法治化和规范化的法律支撑。以现行31部省级地方性法规为分析样本,地方档案立法呈现如下特征：法规名称形式多样,以“条例”居多;法规修改方式不一,以“修正”为主;法规体例结构多元,以“大而全”为准。上述立法尽管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地方档案治理的有序推进,但也存在立法文本之间简单重复、立法语言和句式表达失范、立法目的未体现档案治理信息化、立法内容缺乏地方特色等问题。未来地方档案立法的完善,应当强化立法前审查和立法后质效评估以提升档案立法质量,加强《立法技术规范》学习以规范立法语言和句式表达,重塑立法目的条款以昭彰档案治理信息化目标,同时立足地方档案治理需要增设特色和创制性规定。

我国人民法院对电子卷宗的应用已走在世界前列,全国各级法院积极开展了各具特色的应用实践。但整体而言,这种变革尚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阶段,顶层设计亟待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电子卷宗的推广应用,不但对人民法院保障案件卷宗的真实性、有效性等提出了新的要求,还为阅卷权等诉权的行使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信息化背景下重新审视电子卷宗应用的正当性基础,结合对人民法院应用电子卷宗实践现状及问题的实证考察分析,将有助于对电子卷宗的法律性质、功能效用等做出更为清晰、合理的厘定。而同时,以此作为检验、完善电子卷宗应用机制的依据与准则,方能促进形成更具针对性、可行性的解决电子卷宗生成、管理、移送、查阅等相关问题的对策建议。

地方特色档案的有效治理总是依托于特定的场域空间。本文以布迪厄场域理论为分析方法,对苏州特色档案场域展开生成性和共时性分析,阐述其生成过程,分析行动主体各自占据的动态位置和相互间的竞合关系,解构出苏州特色档案场域的转换逻辑、资本结构和转化方式以及行动主体的惯习特征。从场域视角、资本视角和惯习视角提出推动苏州地方特色档案场域再生产的展望和建议,包括立足场域特色,深化跨场域融合共振;推动技术资本赋权,加快“实体—虚拟空间”的意象协同;扩展多层次价值认同,建构更大范围内的文化感知。

公共管理学视野下的生产特性源自对生产概念的如下理解：把生产仅看作将资源投入转化为产出的技术性过程;而生产特性,即在此技术性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点。文本将非遗档案资源建设区分为“非遗建档”和“非遗档案保存”两类工作,将非遗档案区分为“非遗本体”与“非遗保护工作”两类档案,对非遗档案资源建设的具体工作内容及其生产特性进行了细致考察,并以考察结果为依据,从有效生产制度安排层面深入分析了非遗本体建档、非遗保护工作建档与非遗档案保存三者各自的治理需求。

本文通过Python编程软件爬取13个省级综合档案馆微信公众号包含音像档案内容的推文的相关数据,探析音像档案情感价值的内容构成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丰富档案情感价值理论,促进档案利用服务质量的提升。在对推文精选留言文本进行编码分析后,结合文本内情感词汇,得出音像档案五个维度的情感价值：情境记忆与共鸣感、交互行为与参与感、身份认同与归属感、情感认同与民族自豪感、档案意识与同理心,继而提出音像档案情感价值的影响因素及实现策略。

立足网页资源归档协同采集模式旨在推动我国网页资源归档项目可持续开展。本文通过生命周期模型对人类和机器协同工作环节进行解析,通过国外网页资源归档项目案例分析对多机构协作采集模式的实现展开讨论,最终为我国网页资源归档实践开展提出四点建议。

社会记忆建构是有效实现史脉延续、文化传衍的重要途径。针对当前叙事型建构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语义组织对档案承载的社会记忆进行重构,促进档案价值的开发利用。在探讨社会记忆与语义组织的逻辑关系的基础上,提出面向社会记忆重构的档案信息语义组织框架。首先通过词表、著录和机器学习等方法提取社会记忆要素、获取要素的语义关系,其次基于信息整合的视角实现社会记忆本体构建,最后基于共享服务的视角提出社会记忆关联数据的转换和发布,为大智移云时代社会记忆全景重现及档案的价值开发利用提供参考。

红色口述档案记录着中共革命历史时期亲历者的话语,以生动的形式重现了历史细节。有效地采集和开发这一珍贵历史资源,有赖于对多元主体资源与能力的整合。通过对“东江纵队与中山大学”口述史项目的案例研究,本文归纳了多元主体合作采集与开发红色口述档案的运行与保障机制。在运行机制上,需要以共同目标为纽带吸纳多元主体资源;依托互补的跨界网络实施采集工作;以面向特定需求的开发为基础,逐步推进资源的利用与共享。同时,法律协议、执行标准、内容审核与风险管控四个要素共同构成了多元主体合作开展红色口述档案采集与开发的保障机制。

本文在分析当前解决电子文件真实性保障普遍做法的基础上,结合区块链技术特点,以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电子文件单套归档和电子档案单套管理试点为例,介绍为解决电子文件真实性保障效率低的业务痛点,而采用协同高效的区块链技术的方案设计、实施方法、实现效果等,并对期待应用区块链技术解决更多业务问题进行规划和展望,为更好地发挥区块链技术在档案业务场景中的应用优势提供参考借鉴。

随着数据的广泛运用和影响的普及化,数据隐私保护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着眼于数据伦理的视角,从数据利益、数据技术、数据鸿沟、数据立法四个方面出发,分析当前我国档案用户数据隐私保护伦理失范问题,并提出深化数据伦理道德教育、创新数据伦理技术管理、健全数据伦理约束机制、完善数据伦理法律法规等实施路径。

iConference 2021为中国档案学科的国际表达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应用自然语言处理、社会网络分析的相关方法,分析iConference 2021核心议题的主要元素,发现信息行为、疫情管理、信息技术、在线教育等议题是iConference 2021关注的核心议题,同时,中国档案学科在数字人文研究教育和实践、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线上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模式、“互联网+”时代中国档案管理事业发展、档案实时技术环境下的学科建设、双创背景下档案学专业课程改革与实践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会议认可,可以为中国档案学科在学科思政建设、学科价值建设、学科话语建设等方面启发新思路。

国外社会科学数据档案馆由来已久并拥有较为完整的政策体系,对我国社会科学数据中心的规范管理及数据伦理权益的维护具有重要借鉴作用。本文以国外社会科学数据档案馆政策为样本,深入挖掘和提炼政策核心要素,识别和划分政策主体类别及确立各自的责任分工。社会科学数据管理可以从强化社会科学数据管理政策的制定、确立政策主体的责任分工、提高潜在型政策主体对社会科学数据管理的参与度、加强高水平社会科学数据中心的建设力度与服务能力等方面展开,促进我国社会科学数据中心开放负责任的数据,满足公众的科学需求。

战略规划具有引领与规范档案事业发展的功能,是档案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文章从静态视角比较分析中国与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国家档案事业战略规划的理念、目标、重点任务、保障措施,发现我国战略规划兼顾传统档案工作模式与新兴业态发展,统领性更强,而其他五国战略主题更为明确,可操作性更强。从动态视角比较分析战略规划的流程、延续与更新,发现六个国家战略规划的制订均遵守科学规范的流程与方法,在坚守和变革中寻求平衡。我国档案事业战略规划需要统筹好环境扫描、规划方法、战略主题、战略目标和规划实施五项核心要素。

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作为贡举人名单的贡籍在唐代产生,但它成为一件科举档案则始于宋代,主要记载贡举人的个人资料与考试情况,是贡举人地位得到提升的反映。为了更好地管理和安抚贡举人,宋代政府编制贡籍,并在此基础上叙理举数,推行免解和特奏名制度,同时殿举、除名等惩罚之制以及贡举人经济、法律等特权的获得亦依托于贡籍。但在明清时代,随着“科举必由学校”逐渐成为现实,政府加强对基层士人的管理,贡籍进一步下移,学籍得到扩展,政府所掌握档案由得解举人扩展为广大生员。这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举人贡籍的独立性,但礼部仍然通过贡籍的替代品保留对举人的有效管辖。

清代州县钱粮交代体系比起前代更加完备和规范,制度运行达到传统社会的顶峰,其突出的便是钱粮交代册的程式化、规范化、程序化。钱粮交代册基本囊括了一州县所有事务的收支情况,为上级核查本地财政和新官上任开展事务都提供了重要依据。行政权力依靠文书为凭证,而文书又代表着国家的行政力量,清朝依赖“文书治国”,可以说州县钱粮交代的文书运作规范与严密正是国家权力下县的一个重要体现。

民国时期,中国涌现出了一批极具代表性的档案学者,如王国维、甘乃光、毛坤等。他们是中国档案学的燃灯者和传灯者,是值得后人尊敬和效仿的档案先生。研究中国档案学创立者们的档案实践与思想,对系统深入地了解民国时期的档案学思想、厘清中国档案事业史和档案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增加档案学专业的厚度与分量,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也能给后辈档案工作者带来深切的工作启发与治学启迪。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值得后人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