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正本”一词的文档类义项最早产生于南北朝时期,其含义是指相对副本而言的图书或文件的原本。在古代,“正本”一词的出现次数呈现波动性发展趋势,元代出现次数最低,清代的使用达到顶峰。在近现代,“正本”一词除了继承古代用法外,其使用趋于集中化与专业化。特别是现今,随着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电子档案的推广与实行,“正本”一词的应用有所创新,更加强调其电子文本,且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概念趋势也将越来越明显。

本文以CNKI数据库7种档案学核心期刊2010—2018年发表的363篇文献为样本,对档案新技术应用研究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研究存在的不足,预测发展趋势。目前,该主题研究处于具体应用研究时期。从具体的热度来看,频次最高的主题词为大数据,其次分别为数字档案馆、云计算、档案信息资源、档案数据、电子文件、档案信息化、电子档案、智慧档案馆等。学术界重点对档案新技术应用体系和管理模式构建、档案数字资源开发与保存、档案信息安全性、新型档案服务模式构建和档案新技术应用案例分析五个主题展开研究,研究成果对传统档案管理范式的转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也存在研究内容不够全面、研究的主动性和创新性不足以及研究的借鉴性不强等问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开展具有全面性、创造性和针对性的探索。

21世纪初,随着档案的记忆属性以及档案在集体记忆构建上的作用越来越得到认可和强调,其在身份认同建构上的价值也呼之欲出。本文在对档案与身份认同的基本背景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档案-记忆-认同”的模型来明确档案在身份认同上的价值,最后,总结档案的身份认同价值对档案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本文通过分析档案公共服务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影响因素,为优化档案公共服务政策的执行效果及提升档案公共服务水平提供参考建议。基于史密斯模型理论推导出档案公共服务政策执行效果的影响因素模型,并根据专家意见明确影响因素的内涵及范畴;基于DEMATEL方法对专家评分矩阵进行转换和计算,识别影响档案公共服务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得出档案公共服务政策执行效果影响因素分为政策本身、政策执行主体、目标群体和政策执行环境4个维度;政策连贯性、政策实用性、政策主体对利益需求的关注、政策认知、知识素养、目标群体受教育程度、政策认同、主体认同、政策资金支持、社会文化氛围是影响档案公共服务政策执行效果的关键因素。

本文以《机关档案工作条例》为比较对象,分析《机关档案管理规定》对于指导机关档案工作的创新性发展,即机关档案工作将面临管理机制体制的更新、机关档案工作的操作性变强、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全面推进、监督指导工作深化落实、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和更加积极地向用户提供服务等一系列新变化。

价值取向是科研诚信档案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科研诚信档案建设应坚持可信、完整与开放的价值取向。为贯彻以上价值导向,必须解决科研诚信档案建设面临的诸多障碍,如内容构成不明确、利益相关方职责不清晰、相关政策法律规定不够健全、开放共享与隐私保护协调难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明确科研诚信档案的内容构成、明晰利益相关者各方职责与完善相关政策法规文件的对策建议。

以结果为导向的档案馆公共价值研究,其实质上是指档案馆同时能够满足社会公众需要所产生的效用与意义。当前档案馆公共价值缺失主要表现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资源规划欠科学化、人才结构欠合理化、场所配置欠规范化,导致档案馆公共价值缺失的深层次原因主要表现为：特殊的体制安排制约了档案馆公共价值形成和路径选择;悬殊的行业差异扰乱了档案馆公共价值再生产和运作机制;过度的经济效益优先损害了档案馆公共价值彰显和实现基础。本文认为,可以从四个方面使档案馆公共价值得到实现：借助社会化媒体提升档案馆社会知名度;合理配置资源构建科学的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培育适应时代要求的价值理念和文化精神,以及打造多元服务链提升档案馆的服务能力。

本文以国有企业业务与档案管理系统为研究对象,结合韶关钢铁集团调研实例,从系统集成四大要素——资源、流程、系统、标准维度展开分析,指出当前国有企业业务与档案管理系统集成中存在的问题即电子文件无法归档或无法完全归档;电子文件“四性”难以保障;业务系统频繁变动,存在技术异构;缺乏完善的集成标准。最后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采取分期实施策略,逐步实现系统间的集成;对归档文件进行“四性”检验;开发通用接口和制定集成标准的对策。

大数据时代兴起的数据化浪潮引发档案界对档案数据化趋势的关注。档案数据化被认为是档案数字化发展的新阶段,它是指档案部门以用户需求和业务需要为导向,将数字档案资源转换为可供阅读、分析和处理的档案数据资源的过程。档案数据化对大数据时代档案工作的数据转型与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它有助于突破档案信息资源深度开发瓶颈、创新以需求为导向的档案服务模式以及推动档案管理业务流程实现智慧化。但由于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档案数据化工作同样面临困境,主要体现为政策与动力层面的困境、人才与技术层面的困境。

探析“互联网+”时代下档案用户的心理变化状况与特点,有利于档案馆转变内敛的社会性格特征,主动、高效率地提供质量过硬的个性化服务,并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基础上,提升社会对档案价值的认同。本文通过查询、分析档案用户心理的有关文献,提出用户心理态度、用户心理行为、用户心理价值三个影响因素,并根据影响因素提出用户心理特征、用户心理印象、用户心理参与、用户心理需求、用户心理判断、用户心理情感六个影响用户心理的假设。然后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逐步验证六个假设。三个影响因素中共五个假设能够导致用户心理变化,最后依据这五个假设提出慎重考虑用户心理特征、建立良好数字服务形象、关注用户利用心理需求、强化档案信息资源智能化挖掘四个建议。

数字时代,档案资源创新开发利用呼吁3个转变：视角转换、路径转型、实践转向。本文首先提出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应从记忆技术（关注存管）走向技术记忆（关注内容）,实现视角的转换;进而基于技术记忆视角,分析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利用路径转型,表现在3个方面：档案开发从表征向深度复杂计算转型,档案利用从单一向高阶多维价值发现转型,关键技术应从分布离散应用向融合协同创新转型,最后探索面向数字人文的档案资源创新开发利用,推动实践转向。

作家手稿档案具备文物、史料、学术、文学创作以及美学等多方面的价值,专项征集工作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中国现代文学馆从1985年建馆开始就注重作家手稿档案的征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该馆利用国家级大馆的平台,设身处地为作家着想,建设了一系列着眼长远、成体系的回馈捐赠作家的征集“套餐”。在挥别手写时代的新形势下,创造性地坚持既往优秀经验,从明确作家手稿档案权利归属、拓宽征集形式、建设新征集“套餐”、注重征集人才人文情怀的培养等方面入手探索作家手稿档案征集新路向是大势所趋。

在后现代思潮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下,以人为本的“全球历史观”与“社会史观”兴起,促使了“档案记忆观”的诞生。作为集体记忆和社会记忆的重要再现形式之一,影像档案的编研也必然是根据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伦理道德、社会价值取向和利益关系等因素进行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记忆建构行为。本文选取了中国电影资料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利用馆藏历史影像档案资料拍摄制作的首部以真实影像全景式记录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历史的优秀文献纪录片《燃烧的影像》,试图探讨文献纪录片这一影像档案编研产品的社会记忆属性及其功能。

侨批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本文在阐述数字人文的内涵、技术体系与理论结构和归纳总结数字人文实践状况的基础上,结合侨批档案的资源特征、资源价值及开发现状,提出侨批资源基于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开发模式、基于多元文化成果传播的开发模式和基于数字人文研究服务的开发模式。

档案受众研究逐渐成为档案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档案受众需求入手建立档案资源开发模式顺势已提上日程。本文分析档案受众构成、凭借大数据及网络信息等技术、统筹人员配备是建立新模式的必要条件,明确开发要素与影响因子、优化档案资源开发内容、整合传播媒介、注重反馈,最终建立“受众—开发—反馈（受众需求）—再开发”环式螺旋上升开发模式将成为以受众需求为基础的档案资源开发模式的运行机制。

作为开展台湾研究、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涉台史料编纂具有高度的政治严肃性和独特的文化亲和力,在两岸关系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凝聚、沟通等作用。本文试以国民党遗存大陆史料编纂为例,探讨涉台史料概念与编纂宗旨、意义、原则及难点材料处置等问题,以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社会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涉台史料编纂工作,引领台湾研究和两岸关系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档案是企业发展基础性、支撑性工作,为充分发挥档案的价值,广州地铁以博物馆为载体,利用博物馆平台充分进行档案展览、档案公开、开发档案产品等,以展示企业历史,宣传企业文化,弘扬地铁建设者精神,为公众了解企业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打造了档案与博物馆跨界合作的成功案例。

大数据背景下发掘档案社会化媒体信息资源,既是档案信息化建设中的战略性步骤,也是有效开发与利用的必然选择。档案社会化媒体的信息组织和信息服务值得探讨：对档案社会化媒体信息组织的元数据构建开展研究,建立档案社会化媒体信息的元数据及分类设计方法,构建档案社会化媒体信息整合的元元数据设计;对档案社会化媒体数据集成的整合系统架构开展研究,组成采集工具、分析工具、检索引擎和数据信息展示平台的档案社会化媒体信息整合系统架构,优化整合中的信息抽取、重复性分析和关联度分析技术。

本文研究云服务技术的特点,并与现有的开放档案信息系统进行比较,研究系统功能实体与云服务的差异,设计出一种融合开放档案信息系统的云服务分层模型,涵盖整个文档生命周期,实现早期保存功能,简化文档转移流程。

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数字档案馆工程的开展,使数字档案资源的数量迅猛增长,且数字档案资源呈现出分散、多样、异构的特点,从而形成了诸多“资源孤岛”,给档案管理者的实践工作带来巨大挑战。“关联数据作为语义网的最佳实践,是一种新兴的数据关联与集成技术”^[1],其发展为解决该难题提供了新契机。基于此,本文从当前档案管理工作实践出发,分析了把语义网相关技术应用于档案管理实践工作中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探讨如何利用关联数据及相关技术实现语义网环境下数字档案资源关联与共享模式,并提出了基于关联数据的数字档案资源关联与共享框架,推动数字档案资源建设工作向知识化、智能化方向发展。

应用数字技术对馆藏破损照片档案进行修复,具有保护原档、修复效率高的特点。本文通过对国内档案馆破损照片档案修复现状的调研,提出了数字修复的基本原则、等级评价系统和工作流程,并对修复件的真实性、法律效力进行了探讨。

本文从国家档案信息资源战略安全的角度,分别论述运用网格技术和WAP技术解决档案信息传递的整体思路与遗留问题;提出并着重阐释应用量子通信技术实现档案（保密）信息传递的技术构想,建议相关科研管理部门对中试研究给予充分考虑。

随着贸易全球化,我国企业在境外设立的机构形成了大量的境外档案。在世界各国日益关注信息安全、加强合规管控的情况下,探讨我国对境外企业档案的规范管理成为紧迫的问题。本文就我国境外企业档案管理工作中面临的几个基本问题,如境外企业的法律身份、境外企业档案适用的管理规则、合规风险下境外企业档案管理中应关注的核心问题等展开讨论,以期能够厘清企业境外档案管理中的困惑,避免给企业境外档案管理带来合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