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是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途径,这一新生事物给档案工作带来一定影响。关注已有变化并思考如何实现档案部门与平台的对接是新环境下档案工作的重要内容。本文首先对事由原则与来源原则的发展及演变动因进行了梳理;其次以政府转型的“放管服”需求为框架,分析了政务服务的变革及其对档案工作的影响;最后对事由观在互联网政务服务档案管理中的运用进行了剖析,并深刻反思了档案的来源问题。指出档案部门应当积极应对前端业务活动方式的变化,事由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平台的突出特征,文件归档和档案管理应当围绕事由展开。

国家重点档案信息资源融合是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借助信息融合技术对国家重点档案信息资源进行综合处理与协同利用,从而生成新的信息空间和知识架构的过程。其中,信息获取的全面性、信息特征识别的精确性、信息融合方法的可行性、信息融合应用的实效性,是影响国家重点档案信息资源融合成效的关键因素。本文从推动国家重点档案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规范国家重点档案信息资源开发的基础工作、优化国家重点档案信息资源融合的方法体系、创新国家重点档案信息资源融合应用的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国家重点档案信息资源融合实现的策略。

“图书”一词起源较早,最早可追溯到先秦时期,目前可以确证的是它出现于西汉初期。“图书”由单音词“图”与“书”组成,“书”的本义指“书写记录之物”,“图”本义指“地图档案”,二者均有档案之义。本文对出现“图书”一词的早期文献及其版本进行考辩,并对其组成意义进行分析,认为“图书”一词的原始含义为“图籍档案”。

档案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研究尤为必要。本文在“规范意识”的引导下,以理论与实践融合为视角,从探讨档案治理的理论根基入手,分析档案治理的现实依据和档案治理与档案事业现代化的互进关系,考察档案治理研究的难点,提出应对之策,同时指出需要构建档案治理理论框架。

根据裁量权分配理论,综合档案馆的社会合作模式可以分为零社会合作、业务外包与咨询、合作治理、志愿公益4个类别,其中,基于裁量权共享的合作治理模式是综合档案馆社会合作的主要模式。该模式的价值与风险并存,综合档案馆在明确自身角色定位的基础上,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遵循由分析、分配、设计以及评估组成的四步循环,以确保合作治理模式的有效实现,提升社会合作质量和水平。

探究我国档案学学术群体共被引网络,可以为优化我国档案学学术群体的内部结构提供一定指导,从而促进知识交流和学科发展。本文以CSSCI数据库中《档案学通讯》和《档案学研究》1997—2016年的引文数据为数据源,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档案学学术群体的共被引网络,并分析网络密度、中心度、凝聚子群等网络特性,得出我国档案学学术群体已具备一定规模、共被引网络连通性好、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布等结论,并提出充分实现高影响力学者的关键作用和价值、加强次级团体与其他学者的联系、重视档案实践工作者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推进我国档案学研究方向的深化和细化等发展建议。

在资产概念的认知演进中,价值和权利至关重要,提示着档案资产的理论审视也应沿着价值与权利的脉络展开。经济学界关于资产价值客体的梳理中,探索出从生存之用到抽象之用、从需求之用到稀缺之用的扩张脉络,提示着档案资产的价值审视也应置身其中。法学界关于资产权利客体的梳理中,探索出从狭义之物到广义之物、从自在之物到人为之物、从自然之物到法律之物的扩张脉络,提示着档案资产的权利审视不能置身事外。

20世纪50、60年代我国开始建立企业档案工作。70多年以来,我国企业档案宏观管理体制可以相应分为创建、恢复、发展、转型4个阶段。企业档案宏观管理体制演变历程及发展特点受国家经济体制、政府职能、法律规范、市场环境、企业产权归属、企业行业特点、企业组织架构等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新时期企业档案宏观管理体制的发展方向是：公共管理理论指导的企业档案管理体制、法治化的企业档案管理体制、多元主体合作的企业档案管理体制。

在我国科技体制与科研管理体制变革、全球范围内文件管理的数字转型的背景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面临着巨大的文件管理压力。本文根据基金委科研档案管理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当前《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暂行规定》修订的思考与建议。

国际档案著录标准化前沿发展是档案著录的本体化。本文界定了档案著录本体基本概念,提出了档案著录本体标准化构建的原则与方法,基于此重点就本体的标准化概念建模与实例化进行了具体探究,为推进档案语义知识组织与智能检索的标准化,为提升档案利用率及其同其他文化遗产的共享集成利用均奠定了基础。

基于档案部门应用社交媒体开展档案信息服务整体成效不显著的现实,从社交媒体的发展历程入手梳理其基于社群关系的信息传播的本质内涵,分析社交媒体向移动社交平台的升级给我国档案信息服务创新带来的机遇,对适合档案信息传播的移动社交平台及其档案信息范围进行了阐释,提出档案部门应做好社交媒体团队建设、加大档案资源开发力度等基础性工作,通过加强用户“大数据”的应用,及时改进和优化档案信息服务,梳理出适合我国现阶段社交媒体发展规律的档案信息服务路径。

传统村落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化之源,面对传统村落逐渐消失,传统村落文化遗存被破坏殆尽的文化困境,为传统村落文化建档成为保护传统村落文化的必然选择。本文主要梳理传统村落文化建档工作源起的现实诉求,并结合目前国内相关文化机构开展的传统村落建档工作面临的问题,指出今后我国传统村落文化建档在档案传播、信息关联、文化利用等方面的发展对策。

2013年6月,客家侨批与其他地区侨批一起打包成功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申遗成功后,传承保护这些濒临灭失的记忆遗产成为我们新的课题和新的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客家侨批的传承保护现状、当前客家侨批传承保护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客家侨批的传承保护策略,同时为其类型遗产的传承保护提供参考。

智慧城市的建设推动了智慧档案馆的发展,我国已有不少城市开始了智慧档案馆的先行探索。本文对智慧档案馆的内涵、概念与特征、技术方法等方面进行总结,并以档案管理环节为基础对实践层面进行梳理,以期为今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提供参考。

随着馆藏档案公布数量的迅速增长,档案公布与知识产权保护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课题。在知识产权中,著作权与档案公布权的关系较为密切。由于档案与作品形式相似,以及档案公布与作品发表的性质相同、方式相似,使得档案公布不仅可能涉及作品的发表权,还可能涉及作品的财产权。幸而,档案与作品在性质和涉及领域,以及档案公布权与作品著作权等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别,这些差别使得区分档案公布权与作品著作权并对其进行保护成为可能。与著作权不同,专利权和商标权在性质和内容上与档案公布权明显不同,因而,档案的公布一般不会触及专利权和商标权。

总结面向科学研究的需要而进行社交媒体数据共享的现有方式;选取其中的一种方式,以其典型代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Twitter存档为例,详细剖析面向科学研究的社交媒体数据共享面临的挑战;最后从不同利益相关者角度提出了促进社交媒体数据共享的建议。

国家和地方近年来出台多部大数据相关政策,深刻影响着我国政府信息管理的布局和走向。本文根据大数据政策背景下政务信息形成和管理的特点和趋势,结合归档工作的基本原理和要求,从什么是归档、归档什么、谁来归档、如何归档等四个方面,分析档案部门在大数据政策背景下开展政务文件归档所面临的概念、范围、体制、系统等诸多挑战,并探讨了可能的回应。

“数转模”项目的实施过程,实际上就是传统纸质档案的异质备份过程,或者说是不同档案存储介质的转化过程。要有效实现明清档案数转模的工作目标,其中技术层面因素值得高度关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有纸质档案、缩微胶片档案、数字档案三种存储介质共存,且使三者之间在互为依托、相得益彰中不断提升档案保护与利用水平。

管理机制,是指管理系统的结构及其运行机理,其本质是管理系统的内在联系、功能及运行原理,是决定管理功效的核心问题。电子文件管理机制作为电子文件管理工作的组织保障,对于推动各项工作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在对比中美两国政府语境下电子文件和电子文件管理定义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美国联邦政府电子文件管理机制中的相关单位及其职责,并总结归纳了该机制的特点,希望为我国电子文件管理机制的完善提供借鉴。

美国国会图书馆网页归档项目—LCWA（Library of Congress Web Archives）,其前身为MINERVA（Mapping the Internet Electronic Resources Virtual Archive）。MINERVA于2000年由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起,旨在对有用的网络信息资源进行归档保存。本文从建设模式、资源建设、开发利用三个方面对美国国会图书馆网页归档项目的发展变化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值得我国网页归档项目借鉴的参考之处。

民国成立后,包括文书档案人员在内的行政官吏的选用就成为文官制度讨论和实施的一项重要决策。将文书档案人员置身于民国数十年的历史场景中,对之称谓、选用、职掌、员额等进行具体的、连续的、不同历史阶段的述论,勾勒其变迁的来龙去脉,以便能客观地反映其在时代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俾能有益于历史文书档案人员的研究。

宋代将各种文书档案违法纳入刑罚体系,依据违法主体、对象及后果的不同处以不同的刑事处罚。宋代文书档案违法的刑罚种类包括了《宋刑统》中所确立的死刑、流刑、徒刑、杖刑等5种及宋代的编管、配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