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文”最初指有关部门典章制度的文字资料,“献”指多闻熟悉掌故的人。后来的一般看法认为,“文”是历史上记载下来的经史典籍,“献”则是后人对历史上典章制度等事发表的议论、追忆的记录。如具有历史价值的图书文物资料,称为历史文献。在中国古代,文献是指以书籍和文书为主体的一切历史性的文字材料。

从文献的起源看,确实当时的文献与文书（文件、档案）同出一源,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文献,如古巴比伦的泥板文献、古埃及的纸草文献和中国商代的甲骨文献,也可以说是历史文书（文件、档案）。比如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出土的三千多年前商代的甲骨文献,因为它们“大多是商王室占卜的记录及与占卜有关的记事文字”,所以“就是当时商王朝使用的一种文件,也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历史上较早的文字记录”^①,也可以叫甲骨档案。

或者说,这些历史文献,就是指以往形成的书籍和文书等一切历史性文字史料,它们包括甲骨文献、金石铭文、敦煌文献、历代文书档案,以及历史家谱、方志和史书等。由此看来,过去的“文献”与“文书”、“档案”是经常可以互用的,至少,所有的文书、档案都可以称之为“文献”。

而在国外,类似的,虽然“文献”一词多用“Literature”,它主要指文学(作品)、文艺著作、印刷品等。但 “文献”一词也可用“Document”指代,它既可以指文件（或公文）,也可以指档案（或文档）,还可以指文献。而在档案界中,“Record”多指记录、文件（或档案）,在一般场合有时也可以指文献。

但后来,文献的含义越来越广泛,从时代上看,不仅包括历史文献,还包括近代文献、现代文献与当代文献,这些“文献”与“文书”、“档案”越来越不同;从撰写目的和传播功能上看,作为档案学研究对象的文书、档案等,是为了“记事、办事”而形成的记录,与为了传播知识而产生的书籍、期刊、报纸等在内容特点和形式特征上区别越来越大,这些文献甚至可以用广义的“图书”概念来概括,它们就是图书馆学的管理对象。

由于现代文献数量庞大、类型多样,所以可以依照载体形式、加工程度和出版类型的不同区分出不同的文献类型。比如,依内容性质和加工程度的不同,文献可分为四个级别：零次文献、一次文献、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其中,零次文献是指未经出版发行的文献,包括手稿、个人通信、原始记录等;一次文献是指首次出版的各种文献,也称原始文献,如期刊论文、科技报告、会议论文、专利说明书等。在档案界,这两类文献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原始文件（或档案）。至于二次文献（各种检索工具）和三次文献（各种编研成果）,虽然也分别属于档案整理、检索和开发利用工作的内容,通常却不能称为文件（或档案）。

一般地说,档案界通常认可将零次文献纳入一次文献范围的做法,即都是反映各种社会活动的第一手材料、原始成果,称为一次文献或文件（档案）。由此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一次文献（包括所谓的零次文献）都是原始文件（档案）。而且,过去所形成的那些文书、档案（或称为历史档案）,也被普遍认可是历史文献。这一看法若推而广之,就是认为所有的文件（档案）都是文献。

二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若所有的一次文献都是文件时,能否反过来说,所有文件都是文献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次文献呢?或者说白了,文献能否成为文件的属概念呢?

这个问题似乎不成为问题,因为通常人们都将“文件是文献的一部分”视为常识。况且,不论是在图书馆学学界、情报学界还是在档案学界,用相关专家、学者的所谓现代专业眼光看,的确也是如此：文件其实就是文献的一部分,而且可以明确地说,它是一次文献。并且,那些图书杂志的原稿,包括历史典籍,都可以是档案,因而也是广义文件概念的一部分。

一直以来,这样的所谓专业说法确实成为了权威观点和主流看法,以至于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一般的业内人士,都深信不疑。其实,这两者的关系还真不那么简单,这所谓的专业说法里有着似是而非、貌似正确的混乱逻辑成份。也就是说,当“所有的一次文献都是文件”这个判断成立时,并不必然地能够推导出“所有的文件都是一次文献”这样的结论。当然,反过来说,虽然从逻辑上推导不出“所有的文件都是一次文献”,也并不表明这样的结论一定就是错的,只能存疑。或者,寻找其他能够支撑或推翻此结论的依据。

因此,要想说清楚来龙去脉,首先要对这二者的概念有所了解,但目前学术界对“文献”、“文件”概念,还没有绝对公认的、明确的定义。但可以从一般所认可的广义的文献概念入手,去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较之众说纷纭的文件的不同定义,如今的“文献”已有比较公认的广义概念,并已得到进一步地推广运用。实际上,上述所谓“文件是文献的一部分”的专业说法所依据的文献概念就是广义的。也就是说,得出上述结论的出发点是广义的文献概念,而且的确是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才更有可能得出上述结论。

关于广义的文献概念,“作为中国国家标准颁布的《文献著录总则》将文献定义为‘记录有知识的一切载体’,从而强调了文献的两个基本属性：第一,是特定知识内容的‘记录’,第二,是具有一定物质载体形态的‘载体’。”^②广义的文件概念是指在履行法定职责或从事各种具体事务活动中,形成或收到、保管的记录信息,而不管其形式和载体如何。相对应的另一概念是文书,即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为处理各种事务而形成的、具有特定效用的信息记录。所以,文件也可称为文书。至于狭义的文件概念,或是指现行文件,或是指公文（即公务文书）。现行文件是指处于办理阶段、具有现行效用的文件,公文则是指社会组织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信息记录。可见,无论广义还是狭义的文件概念,都是在特定活动中形成的信息记录,即是记录信息的。

“文献”与“文件”两者一比较,分歧立现：文献是记录知识的,而文件是记录信息的。那么,信息和知识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

“按照狭义的理解,信息是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按照广义的理解,又有两种认识,从本体论意义上说,信息泛指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事物运动的状态和运动的方式;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信息是关于事物运动状态和运动方式的反映。”^③而知识不管如何定义,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人的主观世界对于客观世界的概括和如实反映。或者说,知识是人类通过信息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方式与运动规律的认识,是人的大脑通过思维重新组合的系统化的信息的集合。人类不仅要通过信息感知世界、认识和改造世界,而且要根据所获得的信息组成知识。可见,知识是经过加工、系统化了的信息,是信息的一部分。

因此,且不管知识的定义是如何缘起及发展变化,万变不离其宗——知识是信息的一部分,而且是精华部分。在这一点上,应该不难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信息的定义再怎么变化,也不可能等同于知识。

这样一来,文献就不可能完全涵盖所有的文件,因为有相当一部分文件记录的只是信息而非知识。除非,你能严谨而巧妙地论证,在从事各种具体事务活动中形成或收到、保管的记录信息,都是知识。否则,你无法否认有相当一部分文件不是文献。但目前来看,这样的论证可能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甚至是一件水中捞月似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最好的一劳永逸的方法是,干脆将文件定义为知识记录。但问题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为处理各种事务而形成的、具有特定效用的记录,并非都是知识记录,那么,它们又是什么呢?所以,从现有的各种文件定义看,确实有一部分文件不是知识记录,即不是文献。

所以,关于文献与文件的关系,比较成熟、全面而不易被人抓住把柄（或者说找到漏洞）的说法是,文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献,那些记录知识的文件就是文献,而且是一次文献;你也可以反过来这么说,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件,那些一次文献就是文件。但是,并非所有的文件都是文献。

三

通过对文献与文件的比较,还可以找到另一处分歧,文献定义强调的是载体,文件定义强调的是信息。有意思的是,图书馆学界、情报学界多倾向于用“载体”作文献、图书等的属概念,而档案学界更喜欢用“信息”作文件、档案等的属概念。但其实,这信息与载体是“皮与毛”的关系,不管是文献还是文件,图书还是档案,都是信息与载体的统一体——记录型信息源。正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奇怪的是,有不少所谓的专家学者经常在这个简单问题上摔跟头——混淆信息、载体与信息源之间的区别。

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不管是文献概念还是文件概念,不管是狭义还是广义的定义,都离不开“记录”二字。这里的“记录”指的是人工记录方式。通过对信息源的划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工记录方式”的认识。信息源可以划分为记录型信息源、实物型信息源、智力型信息源和零次信息源。记录型信息源是指由各种介质记录和存贮信息,实物型信息源是指用实物本身来存贮信息,智力型信息源主要表现为用人脑存贮信息,零次信息源是指由人的口头传播信息的各种渠道。应该注意到,在此只有记录型信息源具有记录功能,这一“记录”就是指人工记录方式。而文献与文件的共同点就在于,它们都是记录型信息源。

另外可以看到,零次信息源与之前的零次文献不是一回事,所以为了避免出现混淆,档案学界将零次文献纳入一次文献范围的做法是明智的。此外,图书馆学界、情报学界对于一次文献的界定,更倾向于强调是在科研生产活动中形成的第一手成果,这更接近科技文献的界定了。当然,如此一来,一次文献的知识性更强了。众所周知,科技文件在由不同文件种类组成的大家庭中,知识性最强。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所有的文件都是一次文献”这一判断是针对科技文件而言的话,倒也说得过去。

而且,从依内容性质和加工程度所划分的文献的不同级别看,不仅所有的一次文献都是原始文件,某些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可以成为文件。因为,二次文献和三次文献是经过分析、归纳、重组或综合、分析和评述后再度出版的文献,可以认为它们是在科研生产活动中产生的,所以二次文献（各种检索工具）和三次文献（各种编研成果）一旦作为科研成果保存起来,就可以视为对特定形成者具有凭证价值的文件（或档案）。

继续分析,还可以发现,文献与文件定义的发展变化,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思维路径,或者说通俗一点,文献与文件后来是分道扬镳,各走各的道了。最初,文献只是保存在统治者手中由少数人掌握,所以是“学在官府”,所以文献即文件。后来官僚制度行政运作的基本形式形成了,公文也就从一般文献中分化出来,文件定义表明了这是一条官府之道;而另一方面,一般文献如经史子集等图书资料）则逐渐摆脱官方色彩,广泛传播渗透到社会各知识阶层,文献定义表明了这是一条学问之道,走知识精英路线。

再后来,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玩物的知识放下了高贵的身段逐渐大众化,文献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宽泛;同时,原本只属于行政机构产物的文件也逐渐淡化其官方色彩,文件的外延也相应越来越扩展。之所以二者在分道扬镳之后,又从暗地的藕断丝连逐渐到明里的相互交融,究其因,在于现代文明进程的必然要求。或者说,是公民所应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利用文献与文件的权利）,要求进一步彰显这两者共同的公共性和开放性。至于今后的趋势,是从当初的同源异流发展到殊途同归,抑或是和而不同?则是见仁见智了。

① 陈兆祦等主编：《档案管理学基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三版。

②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同等学力人员申请硕士学位“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综合水平”全国统一考试大纲及指南,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9月第一版。

③ 谭祥金、党跃武：《信息管理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