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以分析传统村落文化建档的社会动因与已开展的传统村落文化建档实践为出发点,提出了传统村落文化建档的范围与内容,并结合黑龙江省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文化保护实践工作的考察,提出了传统村落文化建档工作在收集、整理与分类、后期利用方面的管理策略。

档案社会控制功能呈现为档案确认、防范与追溯下的社会控制行为。这种控制形态可划分为：当档案仍处于文件有效期时,主要用于对现实中的人或事的控制。而当文件退出有效期,进入档案馆保存或处于文件的非现行阶段时,主要发挥社会记忆、社会认识或社会情感上的控制功效。

传统村落是中国农耕文明的最大遗产。传统村落数量在近几年呈现加速锐减之势,对其的保护和开发刻不容缓。传统村落档案是对传统村落进行保护和开发的信息资源基础,更是见证传统村落历史和发展、留存社会记忆、促进社会认同的重要载体。传统村落档案的建立、管理与利用亟顺理论指导,但当前我国传统村落档案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面临诸多基础性、关键性问题,需要在研究视野、研究范式、研究方法上勇于创新,大胆探索。本文分析总结当下传统村落档案研究的现状和困境并从特色研究、问题研究、方法研究等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层次提升的展望。

《价值与认知：档案存毁之间的博弈》再次提出了弱化档案鉴定的观点。文章针对部分作者的文章做了批评,引用了诸多案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然而其论述有自相矛盾之处,其批评也有断章取义之嫌,案例引用亦有不当之处。文章反映了作者对现实中的档案工作严重缺乏了解。

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具有对待“舶来品”客观理性、研究内容纵横交错、理论与实践高度融合的特点。后保管主义的传入对我国档案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完善了后保管主义的理论内涵,促进了传统理论的推陈出新,强化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加强了档案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探讨后保管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特点和意义,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后保管主义对我国档案学界的影响,并能从侧面反映出我国档案学者的研究重点和动态。

档案信息与档案载体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分离、在什么条件下进行分离,尤其是以数据化表达形成分离,实现档案信息的确定性、独立表达以及可交换性,这对档案价值的彰显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化分离之后,以数据库形态表现、以产业化方式运作的档案信息加工对档案价值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档案信息的独立存在伴随社会信息化进程影响社会生产方式,亦可以伴随信息资源化进程影响国家、社会和个人生存方式,并升华为现代经济社会重要资源要素和价值利益载体。档案信息在真正意义上独立存在,便是档案价值全面实现的开始。

从确保我国文件档案形成和管理机构应用云服务的安全性、可靠性和真实性出发,对目前机构运用云计算管理文件和档案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信息环境变化、双刃剑效应、可信任和法规标准问题,分析问题的成因和主要应对,为我国文件档案管理机构积极引进和运用云服务进行电子文件管理,提供思路和启示。

国家档案信息资源体现着国家的主权,档案工作的特点决定了所有在此行当中的人都应该谨慎。许多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希望关键保密技术没有解决之前,档案上互联网最好“稳着点”。本文建议在国家档案主管部门的率领下,通过多部门、跨学科联合攻关,有效解决“互联网+档案”的技术壁垒,拿出《“互联网+档案”工作指南》《“互联网+档案”操作规范》,积极稳妥地推进“互联网+档案”的实际工作。

本文考察近年来我国民生档案远程服务理论研究成果,从概念界定、内外动力、保障条件及服务机制、平台、模式、问题与对策等方面进行梳理、归纳与评析,分析民生档案远程服务理论发展与档案资源整合共享、民生档案远程服务实践、国家相关政策和公众民生档案利用需求等相关因素间的关系并指出目前理论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档案著录是档案信息组织的核心,实现档案的多级著录是实现档案信息资源高效利用的必由之路。我国的档案著录还未能实现多级著录,著录工作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本文从著录规则、著录实践、著录流程出发,对我国当前档案多级著录现状和国外现状进行对比,剖析我国未能实现档案多级著录的问题及原因,并提出相应有效的改良对策。

传统村落档案工作是我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工作的重要内容,我国各级档案部门和传统村落作为其两大行为主体需要建构合作关系,实现传统村落档案的共建共享。文章从我国传统村落内涵及专业档案管理在我国传统村落调查建档类工作中的缺失两方面分析了建构合作关系的必要性,并探析了档案部门协助传统村落自治档案、将传统村落档案接收进馆和推动传统村落记忆数字化几种合作关系的建构,强调传统村落档案资源与权利的配置,呼吁专业档案工作者的角色从行政官员型向辅导员型转变,从档案实体保管者向数字保管者转变。

社交媒体档案是信息时代一种新的记录类型。本文将档案学与法学相关理论结合起来,基于证据视角,以微信为例,简要分析了社交媒体档案的特点,择其要点解读了《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社交媒体档案作为法律证据的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社交媒体档案管理应该关注的几个问题。

为了给国内学者们在该领域的后续研究提供有益思路,针对国内档案服务研究领域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进行较为系统的分析变得尤为重要。以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中收录的2000-2016年国内档案服务研究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借助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III,分别从研究力量、研究热点以及研究主题等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以此揭示出国内档案服务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国内档案服务研究领域机构相互之间的合作频次较少,机构之间的合作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但是,研究人员在新课题探索中具有国际化的研究视野。此外,对于公共档案馆、档案网站等方面的研究热度迅速升温,越来越注重开发档案的社会化服务职能。该领域研究已经呈现出档案资源服务社会化、知识化、数字化等三大发展趋势。

本文针对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机关档案室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深入分析了机关档案室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并对其信息公开的主体、客体进行了详细的阐释。针对“政府公开信息查阅中心”的设立、公开原则的选择、保密审查的借鉴等问题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本文借鉴扩展的ECM-ISC理论模型,结合档案微信公众号的特性,将信息质量、服务质量、交互质量和用户习惯等引入模型中,构建了档案微信公众号用户持续关注的行为模型,探讨影响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关假设,运用实证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分析,得到了若干结论。最后据此提出了一些提升档案微信公众号用户持续使用意愿的建议和对策。

著录是档案数字化的关键步骤,也是决定数字化档案利用效果的重要环节。从国内历史档案数字化实践来看,著录工作耗时较多,成为影响数字化工作进度的瓶颈;历史档案著录工作有分阶段完成的趋势,著录方式有内包和外包。历史档案著录客体存在量大、整理基础差、文字识别难等问题,著录主体存在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著录标准存在内容不全和不统一的问题,工作环境存在影响健康的问题。为提高历史档案著录工作水平,需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制订规划,加大投入;同时加强人才培养,增加人才储备;完善标准,提高著录精度;最后要通过优化流程和技术创新,通过众包的方式,充分利用社会计算资源,降低著录成本,提高著录效率。

档案行业是以档案信息为中心的事业,建设档案信息资源共享平台与数字档案馆（室）,打通档案信息的收集、管理、服务横纵干线,是经略档案事业具有战略性的基础工程。本文就二者的建设现状、相互关系进行探讨,以理清二者所处的现实站位,梳理两项建设间的有机联系,为决策部门科学筹划建设、高效使用资金、获取合理效益提供有益借鉴。

文章主要以综合档案馆的馆藏资源为研究对象对国外的数字档案资源整合进行研究,运用典型案例研究方法,选取英国国家档案馆和收藏在线项目为国外数字档案资源整合的典型案例,对英国以提高研究档案的意识为目标的数字档案资源整合进行分析总结,指出其对于我国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可借鉴之处。同时结合文献调查研究方法对国外档案资源整合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概括并指出面向用户的开放数据是档案资源整合和服务的趋势,以期给我国数字档案服务及模式的研究和实践提供借鉴。

为避免数据恢复过程中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数字档案真实性的破坏,发挥数字档案的价值,数据恢复后数字档案真实性认证非常必要。国内外相关法律规定中涉及数字档案真实性的内容对于指导数据恢复后数字档案真实性认证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参考意义。笔者在借鉴相关规定的基础上,提出不同情况下档案部门进行数据恢复后数字档案真实性认证的建议。

纸质档案数字化成果的原始分辨率是光学字符识别（OCR）精度的重要影响因素,为保证档案图像的原始分辨率大于等于300dpi,在档案预检阶段需检测出较低原始分辨率被篡改为较高分辨率的档案图像。针对图像文件头篡改、图像内容插值等多种分辨率篡改手段,分析它们的篡改机理,设计了由文件头检测、图像频率域分析、图像质量客观评价多方案组成的综合的篡改检测策略。在宁波市档案局的测试数据库上显示,所提出的原始分辨率篡改检测方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巴里坤地处新疆天山北路东部地区,被誉为“新疆咽喉”。巴里坤是清代新疆地震多发区。其中,清代道光二十二年五月初三至初五巴里坤爆发了7.5级大地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宫中朱批奏折档、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宫中朱批奏折档、道光朝上谕档、军机处录副奏折等至少14份清宫藏地震档案极为翔实地记载了此次大地震的相关事宜。这在清代新疆地震史乃至清代全国地震史上堪称罕见。笔者据以上档案等概述了新疆巴里坤大地震的情况,论述了清廷采取的抚恤灾民、官员捐廉、借贷银两、捐款修城、派拨兵遣、起用废员、提拔官员等赈灾对策,进而剖析这些对策的利弊,从而使我们借鉴其合理对策且警惕其不妥对策,这对当今的防灾减灾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奏议在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古代个人奏议档案的编纂进行研究是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历代个人奏议档案的编纂状况,对奏议档案撰者与纂者之间的关系和编纂动机进行分析,对奏议集的编纂体例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丰富关于我国古代个人奏议集的研究成果,以期能够进一步完善档案学界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史的理论研究。

“样式雷”是清代宫廷建筑师家族,而“样式雷图档”是雷氏家族数代人积累留存下来的建筑档案。雷氏子孙先后共有七代人供职清廷样式房,自立一家规范,体现了《周礼·考工记》百工“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