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性肿瘤患者约有40%~80%存在营养问题,营养不良会影响肿瘤放疗患者的治疗和预后。近年来,营养支持在放疗患者的应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合理的营养干预有助于改善肿瘤放疗患者营养状况,维持治疗连续性,改善预后。口服营养补充是指南推荐的首选医学营养补充方式,口服营养补充在围放疗期的应用有助于放疗前维持体重和减轻放疗导致的黏膜损伤,放疗中保证患者达到足够营养摄入量,放疗后营养状况的维持等。而目前放疗患者对营养不良的危害认识不足,临床亟待加强营养宣教来帮助患者及家属建立正确的医学营养观念。因此,本共识对肿瘤放疗患者的营养筛查与评估、口服营养补充在围放疗期的应用以及营养宣教提出推荐和建议,为放疗患者营养支持的规范化提供参考意见。

目的 探讨局部晚期鼻咽癌患者在IMRT下视神经及视交叉的耐受剂量。方法 回顾分析2009—2013年在我院接受IMRT且视神经或视交叉2%体积受量(D2)>55 Gy的108例局部晚期鼻咽癌的剂量学特点及放射性视神经病变的发病情况。采用CTCAE3.0标准评价视神经和视交叉的不良反应,用Logistic回归法分析RION的危险因素。结果 108例患者中均未观察到严重的放射性视神经病变(3—5级),其中7例患者出现轻微视神经病变(1—2级),未发现患者个人因素或治疗相关因素与RION发生有统计学意义(P>0.05)。108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为46个月(13~91个月),3年OS、LRFS、DMFS率分别为90.0%、94.5%、86.4%。结论 常规放疗下得出的视神经和视交叉限制剂量<55 Gy可能不适用于IMRT;IMRT下为提高处方剂量对靶区覆盖率,视神经和视交叉的限制剂量或许可以适当放宽。

目的 探讨鼻咽癌患者IMRT计划中海马头部、体部及尾部的受量。方法 选取10例接受IMRT的鼻咽癌患者,在MRI T1加权相勾画左、右侧海马的头部、体部及尾部,提取照射剂量指标做比较。对海马头部、体部及尾部受量及受照体积比较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法。WAIS-CR言语测试结果采用配对样本t检验。结果 左、右侧海马的平均受量分别为(1147±976)、(1011±602) cGy。左侧海马头部、体部及尾部的平均受量分别为(1739±1317)、(890±982)、(547±688) cGy (P=0.042);右侧海马头部、体部及尾部的平均受量分别为(1691±942)、(744±483)、(531±603) cGy (P=0.002)。海马头部、体部及尾部受量依次减少,不同照射剂量受照体积也依次减少。结论 鼻咽癌患者IMRT中海马头部、体部及尾部受量不同,海马头部受照量最高,值得临床关注。

目的 分析CBCT引导下鼻咽癌放疗疗程中的摆位误差,评估CBCT的使用频率。方法 收集放疗全疗程(7周)使用CBCT引导且每周使用频率≥3次的初治IMRT患者26例。将每周的摆位误差分为每周首次误差(Ef)及除每周首次外的后续误差(Ec),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比较每周Ef之间、Ec之间、Ef与Ec之间差异。结果 7周Ef的两两周间比较左右(ML)、上下(SI)、前后(AP)方向均相近(P>0.05);7周的Ec两两周间比较ML、SI方向上也均相近(P>0.05),但AP方向不同(P<0.05);7周中同一周次Ef与Ec比较ML和SI方向各周均相近(P>0.05),AP方向第1周Ef与Ec间不同(P<0.05),其余各周Ef与Ec之间均相近(P>0.05)。结论 鼻咽癌IMRT中,ML和SI方向摆位误差在全程都比较稳定,AP方向摆位误差仅在第1 周与后面几周之间有差异;建议除特殊情况外,可在放疗第1周每天进行CBCT扫描,后续几周的放疗中可每周扫描1次以减少CBCT的使用频率。

目的 分析不同治疗模式及照射剂量下食管鳞癌患者的OS状况,探讨优选照射剂量及获益亚组人群。方法 选取2003—2014年本院接受3DRT的1387例食管鳞癌患者,分别对单纯放疗(780例)和同期放化疗(302例)不同照射剂量患者进行分析,采用Logrank检验和Cox多因素分析筛选优选照射剂量及获益亚组人群。结果 单纯放疗中照射剂量<60 Gy (91例)、60 Gy (429例)、>60 Gy组(260例)的中位OS期分别为9、20、23个月(P=0.000);60 Gy与>60 Gy组OS曲线相近(P=0.362),且均优于<60 Gy组(P=0.000、0.000)。同期放化疗中照射剂量<60 Gy (18例)、60 Gy (224例)和>60 Gy组(60例)的中位OS期分别为22、34、15个月(P=0.004);<60 Gy与>60 Gy组OS曲线相近(P=0.952),60 Gy组OS优于>60 Gy组(P=0.002)。多因素预后分析结果显示不同治疗模式食管鳞癌预后不同,但GTV与照射剂量为2种治疗模式共同的预后因素(P=0.045、0.001);单纯放疗时照射剂量为≥60 Gy为生存获益因素(P=0.000);同期放化疗时仅照射剂量为60 Gy是生存获益因素(P=0.050)。结论 单纯放疗时食管鳞癌患者照射剂量≥60 Gy为优选剂量,同期放化疗时建议照射剂量尽量控制为60 Gy。

目的 探讨局部进展期SiewertⅡ、Ⅲ型食管胃结合部腺癌(AEG)术前受累野照射同期化疗的可行性。方法 前瞻性纳入局部进展期SiewertⅡ、Ⅲ型AEG患者45例,术前行XELOX方案化疗2个周期,同期受累野IMRT 45 Gy分25次,5 次/周,6~8周后手术切除。CT模拟定位前胃体水充盈800~1000 ml,以厚度>5 mm管壁勾画GTV-t,上沿食管方向外扩2.0 cm,下沿胃体方向外扩1.5~2.0 cm,轴向外扩0.8 cm为CTV-t;GTV-nd依据CT/MRI等影像学检查结果进行勾画;CTV-nd仅包括GTV-nd和淋巴结转移受累区域;外扩0.8~1.0 cm定义为PTV。通过分析术后病理结果及放疗不良反应探讨靶区勾画方式的可行性。结果 45例患者均完成术前同期放化疗和手术治疗,完成同期2个周期化疗者39例,1个周期者6例。R0切除率为96%,pCR率为22%。肿瘤退缩分级0、1、2、3级分别10、17、15、3例。淋巴结转移率为38%(17/45),淋巴结转移度为4.33%(46/1062)。术后病理T、N降期24、26例,术后T3—T4期所占比例较疗前降低51%,术后淋巴结阳性者所占比例较疗前降低42%(P=0.000、0.000)。放射性食管炎/胃炎发生率为44%,其中1、2、3级发生率分别为18%、22%、4%,急性放射性肺炎发生率为7%,均为1、2级。围手术期治疗相关病死1例。结论 SiewertⅡ、Ⅲ型局部进展期AEG患者术前XELOX方案化疗2个周期联合45 Gy同期放疗可以实现较高的pCR率,可有效降低淋巴结转移率,实现降期并增加根治性手术的R0切除率。该

目的 探讨CT及3.0T MRI在食管癌IMRT计划中的价值。方法 选取2013—2015年本院放疗科首次确诊并行根治性IMRT的食管癌患者35例,分别在CT及MRI T2WI与DWI融合图像上勾画靶区,以相同处方剂量和OAR限制剂量分别制定计划,比较2种计划的靶区体积、处方剂量及OAR受量差异。配对t检验差异。结果 2种计划的剂量分布及计划参数均达到了临床处方剂量要求。基于3.0T MRI计划的病灶长度、VGTV和VPTV均小于CT计划(P=0.00、0.03、0.03)。2种计划的PGTV、PTV-PGTV的D2%、D98%、D50%、HI、CI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均>0.05)。基于3.0T MRI计划的双肺平均剂量明显低于CT计划(P=0.00),双肺实际受量亦与CT计划相近(P均>0.05)。2种计划的脊髓最大耐受量及心脏耐受量相近(P均>0.05)。结论 基于CT及3.0T MRI计划所勾画的靶区及参数均能满足临床需求,但基于3.0T MRI计划的靶区体积更小,可能会使部分OAR潜在获益。

目的 探讨基于4DCT的0%时相(CT0)及50%时相(CT50)刚性配准(RIR)与形变配准(DIR)所构建的保乳术后瘤床体积及位置的差异。方法 纳入44例保乳术后行4DCT定位扫描的乳腺癌患者,由同1名放疗科医师分别基于CT0及CT50图像勾画GTV及金属夹。CT0及CT50分别运行RIR与DIR,在CT0上勾画的GTV及金属夹分别通过DIR与RIR映射到CT50。以相似度指数(DSC)、三维空间方向上靶区中心点的位移等指标评估DIR在靶区位置和形态上是否能有效改善CT0及CT50的匹配度。结果 RIR与DIR的平均DSC分别为0.86±0.04、0.87±0.04(P=0.000)。RIR在三维空间靶区中心点的位移明显大于DIR (1.22 mm∶1.10 mm,P=0.000)。在前后方向上GTV及金属夹位移通过RIR的范围明显大于DIR (P=0.000),但在左右及上下方向RIR与DIR的GTV及金属夹位移范围相近(P均>0.05)。结论 DIR可以改善4DCT的CT0及CT50配准时靶区的重合度。基于DIR测量呼吸运动所致的GTV及金属夹在前后方向上的位移明显优于RIR。

目的 探讨真空垫+体膜固定胸腹部肿瘤放疗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 随机抽取实施放疗的胸腹部肿瘤患者240例,其中A组60例患者采用单纯的真空垫固定体位,B组60例患者采用单纯的体膜固定体位(固定体膜的底板未改进),C组120例患者采用真空垫+体膜固定体位(固定体膜的底板已改进)。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差异。结果 采用真空垫+体膜固定患者的摆位误差小,采用单纯的真空垫或体膜固定患者的摆位误差大,3种固定方法在治疗摆位过程中摆位误差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0)。结论 胸腹部肿瘤患者需要放疗时采用真空垫+体膜固定优于单纯的真空垫或体膜固定体位,摆位简单方便可行,体位固定舒适和重复性好,并且减少人为摆位误差,提高了治疗摆位的精度。

目的 比较逆向模拟退火法(IPSA)和等剂量线手动优化法在局部晚期宫颈癌组织间插植治疗中的剂量学差异,为临床提供更佳的计划优化方式。方法 纳入的104例宫颈癌患者均行盆腔体外放疗及5次组织间插植治疗,患者每次BT时均同时采用IPSA和等剂量线手动优化两种计划方式进行剂量优化,配对t检验两种计划方式的剂量学差异。结果 两组间HR-CTV D90、D100以及IR-CTV D90剂量无明显差异,但IPSA组IR-CTV D100为(58.36±2.06) Gy,明显高于等剂量线手动优化组(53.99±2.17) Gy (P=0.025)。OAR方面,IPSA组直肠D2cc为(68.53±2.85) Gy,明显优于手动优化组(71.77±1.79) Gy (P=0.002);膀胱D2cc手动优化组优于IPSA组,乙状结肠D2cc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IPSA组靶区剂量HI及CI均优于等剂量线手动优化组,靶区OI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07)。结论 与等剂量线手动优化法相比,IPSA法可提高肿瘤组织的照射剂量,降低直肠D2cc受量,提高靶区CI和HI,是临床上更可取的计划优化方式。

目的 探讨与评价运用第5代CyberKnife VSI系统中固定(Fixed)和可变(Iris)准直器实施颅内肿瘤SRT时计划质量的剂量学特性。方法 选择20例颅内肿瘤患者分为A、B两组,A、B组分别为小、大体积靶区组,每组10例,统一靶区剂量21 Gy分3次。分别对每例患者选择Fixed和Iris准直器进行治疗计划设计。通过靶区CI、HI、GI、GSI与OAR等剂量学参数,分析评估SRT计划优化质量及实施效率,从而评价两套准直器的束流特性情况。采用配对t检验分析其差异。结果 Iris计划执行的平均时间明显优于Fixed计划(A组P=0.001;B组P=0.000)。B组中低剂量区(20%、10%处方剂量)体积Fixed计划明显低于Iris计划(P=0.001、0.009)。对于OAR,B组中视通路Dmin及眼球Dmean、Dmin具有统计学差异(P均<0.05),A组中仅视交叉Dmin具有统计学意义(P=0.043)。对于靶区相关参数两组均相近(P均>0.05)。结论 利用第5代CyberKnife VSI系统治疗颅内小体积肿瘤时,Iris与Fixed准直器相比,除治疗时间明显缩短外无明显剂量学特性差异。对体积较大且形状复杂的肿瘤靶区,Iris计划虽然正常器官限量在允许范围内,但其低剂量区体积要明显略高于Fixed计划。而对于两种准直器更深层次剂量学特性,仍需更多病例进一步研究可能。

目的 通过研究诱导化疗对局部晚期鼻咽癌IMRT剂量学的影响及诱导化疗后再计划的剂量学特点,探讨诱导化疗后再计划的优特点,为临床合理设计放疗计划提供数据。方法 16例鼻咽癌患者诱导化疗前后各行1次增强CT扫描定位,并分别勾画靶区和制作放疗计划,分别定义为Plan-1及Plan-2。将诱导化疗后的靶区结构拷贝到第1段计划,融合生成第3段靶计划,定义为Plan-1-2。配对t检验Plan-1与 Plan-1-2、Plan-2与Plan-1-2靶计划的剂量学参数差异。结果 Plan-1与Plan-1-2:Plan-1-2 靶区Dmean明显降低(P<0.05);虽然脑干Dmean及颞叶Dmax明显降低,脊髓Dmean和Dmax均明显增加(P<0.05);靶区CI明显降低,HI明显增加(P<0.05);Plan-2与Plan-1-2:Plan-2 GTV、PGTV的Dmin和Dmean均明显增加(P<0.05);颞叶Dmean及脊髓Dmean和Dmax明显降低,其中脊髓Dmax降低达430.48 cGy (P<0.05);靶区CI明显增加,HI明显降低(P<0.05)。结论 诱导化疗后第1段IMRT靶计划剂量学分布变差,诱导化疗后再计划更有剂量优势。

目的 探讨宫颈癌术后放疗行限定骨盆IMRT计划(BM-sparing IMRT)对靶区剂量、OAR以及血液不良反应的影响。方法 选取10例接受术后放疗的宫颈癌患者,通过瓦里安TPS对同一图像分别行BM-sparing IMRT和常规IMRT,比较2种计划中骨盆受量差异、靶区剂量分布以及其他OAR受量差异。选取30例既往接受术后放疗的宫颈癌患者,Pearson法分析骨盆受量与骨盆冠状轴、矢状轴、垂直轴长度与体积相关性。选取41例接受术后放疗的宫颈癌患者,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疗前行BM-sparing IMRT计划并按要求限定骨盆受量,对照组行常规IMRT;Logistic回归分析2个组患者≥2级血液不良反应发生与骨盆受量相关性。结果 BM-sparing IMRT与IMRT均能达到CTV剂量要求,OAR受量相近(P均>0.05)。BM-sparing IMRT骨盆的Dmean、V10、V20、V40、V50均低于IMRT (P=0.003~0.045)。Pearson法相关分析结果显示骨盆的Dmean、V20、V30、V40、V50与骨盆冠状轴长呈负相关(P=0.008~0.038)。观察组患者的血液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低于对照组(P=0.019)。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血液不良反应发生与骨盆V20相关(OR=1.191,P=0.042)。结论 宫颈癌术后放疗行BM-sparing IMRT能降低骨盆受量和血液不良反应发生率,骨盆受量与骨盆冠状轴长呈负相关,血液不良反应发生与骨盆V20相关。

目的 与当前手工试错方式设计的直肠癌VMAT计划(Manual-VMAT)相比,基于Auto-Planning技术的直肠癌VMAT计划(Auto-VMAT)能否在保证放疗计划质量同时,提高计划设计效率。方法 选取10例Ⅱ—Ⅲ期直肠癌经腹前切除(Dixon手术)术后患者,采用飞利浦 Pinnacle 9.10计划系统分别设计完成Manual-VMAT和Auto-VMAT计划。比较两种计划剂量分布和HI与CI,不同OAR的Dmean或ROI剂量体积,记录和比较两种放疗计划设计总时间和人工参与时间。配对t检验差异。结果 两种治疗计划均能满足临床剂量要求,Auto-VMAT和Manual-VMAT的HI和CI分别为0.058、0.921和0.058、0.940(P=0.972、0.115),与Manual-VMAT计划相比,Auto-VMAT的膀胱V40、Dmean和D50%分别降低25.6%、11.5%和8.9%(P=0.004、0.016、0.001),小肠V40、Dmean和D50%分别降低12.1%、5.4%和6.8%(P=0.023、0.001、0.001),左右股骨头在V30、Dmean和D50%上有所降低。Auto-VMAT和Manual-VMAT计划设计的总时间和人工参与时间分别为50.38、4.47和36.81、16.94 min (P=0.000、0.000)。结论 与Manual-VMAT计划相比,Auto-VMAT计划大大降低计划设计中人工参与时间,提高了计划设计效率。

目的 探讨开展直肠癌术前VMAT同期加量(SIB-VMAT58.75 Gy)剂量学可行性,为临床应用提供依据。方法 对9例Ⅱ—Ⅲ期直肠癌术前放化疗患者分别行SIB-VMAT58.75 Gy和非同期加量VMAT (VMAT50.00 Gy),SIB-VMAT58.75 Gy剂量分割模式为局部直肠病变及阳性淋巴结给予58.25 Gy分25次(2.35 Gy/次),盆腔淋巴引流区给予50 Gy分25次(2.0 Gy/次);VMAT50.00 Gy剂量分割模式为盆腔淋巴引流区50 Gy分25次(2.0 Gy/次)。利用DVH评价靶区CI、HI和OAR受量。配对t检验或配对非参数秩和检验。结果 两种计划均能满足靶区处方剂量要求;PTV两组CI相近(1.0±0.0、1.0±0.0,P>0.05);HISIB-VMAT58.75 Gy组差于HIVMAT50.00 Gy组(0.2±0.2、0.1±0.0,P<0.05)。SIB-VMAT58.75 Gy较VMAT50.00 Gy小肠D2 cm³稍增加(P=0.038),小肠、膀胱、股骨头、骨盆的V10—V50两种计划相近(P均>0.05)。结论 SIB-VMAT58.75 Gy计划可以满足靶区处方剂量及OAR剂量限制要求,在剂量学上安全可行,具体疗效及不良反应有待于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目的 选取8例急性白血病HT的TBI患者,将其分两段照射的上下靶区按不同间距设计的计划依次对应叠加在一起,分析不同间距下衔接处靶区剂量分布情况,寻找最佳靶区间隔距离。方法 选取8例身高约120 cm急性白血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使用Siemens定位CT进行扫描,图像层厚5 mm,从颅顶扫描至脚趾,同时在髌骨上方10 cm附近放置铅丝,作为上下两段靶区分割线。在瓦里安Eclipse 10.0医生工作站进行靶区和OAR勾画,其中上下靶区在铅丝分割处依次分别内收不同距离,然后传至HT计划工作站进行计划设计,其中铅门宽度5 cm,调制因子1.8,螺距0.43,其余计划参数都保持一致。将设计好的计划分别对应叠加在一起,依次分析不同间隔距离所对应衔接处靶区剂量分布情况,从而选择出最佳靶区间隔距离。结果 比较不同间隔距离时所对应的衔接处靶区剂量分布,发现间隔为5 cm时衔接处靶区的剂量分布最佳,当间隔距离>5 cm时衔接处靶区剂量明显不足,当间隔<5 cm且逐渐变小时衔接处靶区的剂量明显超过处方剂量且逐步增大。结论 对于HT进行分段式TBI治疗时,采用铅门宽度5 cm,调制因子1.8,螺距0.43及扫描层厚5 mm的设计参数,在勾画上下靶区时应距铅丝分割线各内收2.5 cm距离,即靶区间距为5 cm时,能保证在进行分段TBI治疗时靶区衔接处不会出现剂量冷热点,确保治疗的精确与安全。

目的 比较分析5种不同探测器测量射波刀输出因子,以选择适合的探测器。方法分别使用电离室探测器PTW30013、PTW31010,半导体探测器PTW 60017、60018,宝石探测器PTW60019及EBT3胶片测量射波刀12个孔径准直器的输出因子。比较分析不同探测器及探测器放置方向测量的输出因子。结果 准直器孔径>30 mm时5种探测器测量的输出因子差异<1%,准直器孔径<30 mm时不同探测器测量结果差异较大,准直器孔径越小差异越大。与胶片测量结果比较,PTW60019与胶片的一致性最好,偏差<2%。半导体探测器测量结果稍高,电离室探测器测量结果过小。探测器放置方向不同,输出因子测量结果不同。PTW60019探测器平行射野中心轴放置时,测量的输出因子比垂直射野中心轴放置的结果偏低,PTW31010探测器测量结果相反。结论 准直器孔径>30 mm时PTW31010、PTW60017、60018及PTW60019可直接用于射波刀输出因子测量,准直器孔径<30 mm时需要对上述探测器的测量结果进行修正。PTW30013不适合小野输出因子测量。

目的 探讨E1A基因对人鼻咽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及其可能机制。方法 通过腺病毒载体介导,将E1A基因转染至鼻咽癌CNE-2R细胞,采用RT-PCR鉴定E1A基因的表达;分别给予未转染组(PBS组)、转染空载体Ad-β-gal组(Ad-β-gal组)和转染E1A组(Ad-E1A组)的CNE-2R细胞0、2、4、6、8 Gy照射,应用克隆形成实验检测各组CNE-2R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变化;流式细胞术检测各组细胞的凋亡;蛋白印迹法检测各组细胞NF-κB、CK2α、Bcl-2及Cleaved caspase-3蛋白的表达。结果 RT-PCR确认E1A基因已整合到CNE-2R细胞中且稳定表达;Ad-E1A组CNE-2R细胞克隆形成率明显少于PBS和Ad-β-gal组的克隆形成率,Ad-E1A组CNE-2R细胞SF2为0.217小于 PBS组和Ad-β-gal组的0.602和0.585(P<0.05),Ad-E1A组α/β值为24.68大于PBS组和Ad-β-gal组的5.268和5.132(P<0.05);流式细胞术显示单独放射可促进CNE-2R细胞的凋亡,当与E1A基因联合使用时,细胞凋亡率明显增加(P<0.05);蛋白印迹法显示E1A基因可下调NF-κB/P65、CK2α、Bcl-2和上调Cleaved caspase-3的表达。结论 E1A基因可以通过抑制CK2的表达阻断NF-κB信号通路以及促进细胞凋亡,来提高鼻咽癌细胞对放射的敏感性。

目的 研究miR-449a对胰腺癌SW1990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方法 qRT-PCR检测放疗前后胰腺癌SW1990细胞系中miR-449a的表达变化,利用Lipofectamine 2000转染试剂盒将miR-449a mimics及miR-NC转染到SW1990细胞中,流式细胞术、克隆形成实验检测放射处理后细胞放射敏感性变化。使用TargetScan预测及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证明miR-449a与Cyclin D1的靶向作用,免疫组织化学法观察Cyclin D1在胰腺癌组织和胰腺癌旁5 cm的正常胰腺组织的分布,基因敲除Cyclin D1验证其对胰腺癌细胞放射敏感性的影响。结果 经放射处理后,miR-449a在胰腺癌细胞中的表达量明显降低;过表达miR-449a增加了放射后胰腺癌细胞的凋亡率,并使胰腺癌细胞克隆形成率也明显降低;TargetScan预测及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证实了Cyclin D1是miR-449a的靶标;Cyclin D1蛋白在胰腺癌患者组织中的阳性染色率(70%,35/50)明显高于正常胰腺组织(20%,2/10),Cyclin D1增加了胰腺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结论 miR-449a通过靶向干扰Cyclin D1的表达,促进胰腺癌细胞的放射敏感性。

目前,MRI虽然不是食管癌的常规检查手段,但从一些研究的初步结果看,MRI在未来也可能会成为食管癌分期检查、放疗靶区勾画及疗效评估的重要补充手段。本文主要探讨MRI在食管癌诊断分期和放射治疗中的价值。

食管鳞癌患者术后LR率较高,其挽救性治疗主要采用放疗或放化疗,放疗靶区范围、剂量以及化疗方案目前尚缺乏统一标准。患者的年龄,体力状况评分,肿瘤复发部位、范围、病灶数目和大小等,以及放疗技术、放疗剂量、化疗方案和放化疗模式等因素均可影响疗效,甚至导致再次复发。本文将围绕以上内容进行综述,以期指导临床治疗。

前列腺癌经过去势治疗后有进展为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的可能。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对临床医生最大的挑战为其治疗抵抗特性。针对放疗耐受,相关研究认为与前列腺癌干细胞及前列腺癌干细胞相关miRNA相关。下文从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进展机制、前列腺癌干细胞及前列腺癌干细胞相关miRNA等方面介绍去势抵抗性前列腺癌放射性耐受的研究进展。

聚腺苷二磷酸核糖聚合酶-1(PARP-1)是一种由氨基酸残基组成的细胞核酶,在DNA损伤修复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研究证实PARP-1与肿瘤的发生、发展等生物学行为密切相关,并且可能影响肿瘤放射敏感性。文章就PARP-1及其抑制剂与肿瘤的发生、发展及放射敏感性的关系作一综述。

随着放疗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质量管理将从以设备为重心的策略转移到以多人员参与的过程为重心。基于预测性风险评估的失效模式与风险分析方法,近年逐步被应用于放疗的流程质量管理。FMEA方法包含四个主要步骤,依次是流程树梳理、FMEA、差错树分析以及流程质量管理方案设计,具体的方法和结果因各放疗流程的特异性以及参与人员的主观性而有所差异,在其可靠性和可行性方面也进行了相关的验证和考虑。本文就FMEA方法在一些放疗中心开展的具体情况作简要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