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梳理2017年国外档案年会的主题,分析各国年会主题的内容特点;并概括出当前国外档案工作的最新特点和趋势：一是坚持变化的姿态应对社会发展潮流,在专业意识、对象价值、机构关系和人员职责上应变创新;二是建构多元的思维审视世界复杂格局,从专业、群体和社会推动和谐发展。

中国历史档案学是以中国历史档案为研究对象的学科。20世纪30年代,以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为代表,近代从事明清档案整理的学人建立了历史档案学的初步规模,并开辟出具有典范意义的研究理路,即从衙署职司和文书档案制度入手研究历史档案及其具体分类整理。秦国经《明清档案学》以明清档案内容为中心,反映了历史档案研究在近代学人基础上开拓出的新路径。扩展外延与深化内涵,建立体系完整的中国历史档案学,是未来学科发展的方向。

通过对宋代相关文献的分析,我们认为：宋代档案原件意识是明确的,在多数场合下都是受到重视和强调的。首先,这一意识表现为宋代档案工作中存在与“原件”相关的名词,这些名词分别是：“元本”“正本”“底本”及“真本”。其次,这一意识表现为在宋代档案工作中皇命文书和官文书都需按要求保管原件。最后,这一意识表现为档案原件在信息的核验、诉讼和国土争端得以广泛利用并发挥着证据价值。以宋代相关史实为基础,进而我们相信传统档案管理中“档案原件”意识的确立时间应大大早于已有研究者所提出的“近代以后”。

交互服务直接关系到档案信息服务的发展方向,为解决发展困境,提升档案信息交互服务公众参与和社会认可,本文将价值共创引入档案信息交互服务领域,从价值创造主体出发,分析档案信息交互服务面临的挑战,重点研究档案信息交互服务价值共创的服务导向、资源支撑、过程管控与评估驱策。

档案信息的知识化利用是以用户为中心、以需求为导向,通过档案知识积累、档案知识化组织以提供档案知识服务。本文以档案信息知识化利用为目标,以档案信息的知识元化、知识组织、知识化利用为思路对其提出了几点思考。文章分别论述了档案资源的知识元化、知识化组织框架、知识化组织的具体实现,并通过对档案知识化利用的探索模式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档案知识化利用的实现路径。

通过文献调研发现,我国档案大数据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档案大数据”的直接研究和“大数据语境下”档案实践与理论发展相关研究两个方面,偏重于实践性、中微观性,存在研究场域狭窄、研究思路陈旧和研究深度不足等问题。为此,笔者从基于大数据观的档案管理理论形成、基于大数据技术的档案管理技术拓展、基于大数据思维的档案管理方法创新三个层面,对未来档案大数据研究的发展进行了探讨。

档案微信自推出以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利用,在“互联网+”时代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本文基于实际调研,分析了我国档案微信公众号的建设现状,并运用SWOT分析法分析了“互联网+”环境下档案微信建设的内部优势、劣势与外部机会、威胁因素,提出应充分把握时代契机,应用先进技术,明确自身定位,创新服务方式,同时克服自身不足与外部威胁,发挥社交媒体在档案工作中的最大作用。

基于提升服务质量的导向,综合档案馆需要探索与实施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的新策略。总结国内外部分数字资源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提出了引入公众参与、开展跨界合作、注重新技术应用、实行项目化运作、共建共享资源五个方面的策略。

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数量与日俱增,如何长久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新课题。本文从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保管存在的问题入手,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长久保存策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的科学、长久保护提供参考。

百度指数是大数据时代分析我国公众网络行为的重要数据来源。文章以“档案”作为主要关键词,以“档案管理”“档案查询”作为辅助关键词,以百度指数作为数据来源,分析关键词的搜索指数、相关检索词、媒体指数、新闻头条、人群特征,了解公众对档案网络信息的关注度和需求。

本文将档案资源整合的含义延伸至档案管理基础业务阶段,以“改进档案业务管理—提升档案资源质量—有效开展档案资源整合”这一逻辑思维方式,提出将资源整合与档案业务建设进行有机关联、整体设计、协同运行的方案,通过对档案业务标准和业务流程的改进与创新,保障档案资源整合目标的顺利实现。

国家综合档案馆少数民族档案资源建设是保护与传承民族记忆的重要方式。本文从民族记忆构建传承的视角,分析云南省国家综合档案馆少数民族档案馆藏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从馆藏资源构建设计、或缺资源征集、资源整序和数字化资源集中建设等方面提出优化馆藏资源的设想。以全面性、多样性与原始性原则,优化国家综合档案馆少数民族档案馆藏资源建设,对云南民族记忆的完整构建、传承与发展有重要意义。

随着网络和移动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发展,档案用户的信息需求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获取方式数字化,获取终端移动化,获取内容知识化,对信息服务方式的要求也更加严苛。由此,提出档案馆泛在化服务的理念,为用户提供无所不在的深层次高质量的服务。在现有的技术环境下,需要档案馆开展协同服务,馆员提供嵌入式服务,用户提升信息知晓能力,三者共同努力来实现档案馆泛在化服务。

在社交媒体热潮的背景之下,档案馆工作者应该冷静地面对并做出理性的选择。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收集到了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的运行现状数据以及社会公众对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反馈意见。在分析与讨论数据的基础之上,提出微信公众平台与其他社交媒体应该并行存在;用独特的精品资源吸引不同用户群体的兴趣;用专业快速的反应速度回复社会公众的需求。档案馆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应充分考虑到档案馆的特殊社会属性,避免使其成为一种“摆设”。

当前档案行业信息化快速发展,电子档案大量产生,随之而来的电子档案长期存储的方式亦多种多样,但各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根据我们的研究,从安全性、易用性、经济性等各方面综合评价,蓝光存储具有长期存储的特殊优势,在电子档案的长期保存和电子档案的异质异地备份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是电子档案长期存储的首选方式。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档案信息的数据化已取得了良好的进展,大数据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面向日益增长的海量档案数据,为了促进档案数据的深度挖掘,促使档案管理走向精细化,本文分析档案数据区别于大数据的特点,提出挖掘档案数据的大数据“富矿”价值,并进一步分析大数据环境下档案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机遇及挑战,探讨在档案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新方向及新应用。

政府电子文件归档中,预接收活动主要开展涉及政府归档电子文件的结构、背景及其内在关联的知识组织,是保证电子文件元数据高质量组织的关键环节。参照国内外政府电子文件接收实践,本文设计了通用政府电子文件预接收模块GPM,并深入分析了其业务流程、功能,及其应用中的参考依据、职能分工,应用说明、更新。

标识是区分事物、加强管理的重要工具。本文在分析我国电子档案管理现状的基础上,建议借助电子档案标识来加强档案管理和利用,并介绍了相关领域的标识研究情况,尝试探索电子档案标识体系的基本构成和实现方式;同时提出,电子档案标识并不是对档号的否定,而是档号在信息时代的升级和完善。

中国近代海关档案文献的编纂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新中国初期、1980—2000年以及2000年以后,不同阶段在编纂思想、编纂体例、辅文撰写和出版形式上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足。加强国内外合作、收集华员及常关档案;增编工具书以强化翻译、按类或按机构编排、考订源流及数字化是今后编纂值得关注的路径。

圣旨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的珍贵资料。圣旨中的字迹在长期的储存过程中褪色淡化,导致历史信息消失而失去相应的价值。对圣旨褪色的成因进行分析,进而采用显现剂纳米二氧化硅/正丁醇分散液对字迹进行显现。采用红外光谱、扫描电镜和视频接触角考察显现剂对模拟样的影响;通过色差和力学性能评价显现剂对模拟样耐老化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显现剂能清晰地显现模糊不清的字迹而未明显改变圣旨的形貌和组成结构;提高了圣旨基材的力学性能和耐老化性能,对圣旨的长久保存具有重要意义。该方法对同类型的字迹显现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资治通鉴》有六项优点、两大特点。其成功编撰的客观原因：百年太平;两位皇帝支持;丰富的官私文献;时间充裕;先贤名著的影响。其成功的主观原因：司马光极具文献编撰才能与素养;同修与校对都是硕学宏儒;编撰部署周密。

新发现的舟山展茅史氏家族土地买卖契约,为研究清代舟山地区的土地买卖及东部海岛社会的经济状况和民间生活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这批契约文书集中反映了康、雍、乾三朝展茅的社会状况,每次买卖数量很小,属于典型的小农买卖,买卖反映出展茅农民生活困苦。契约中反映的土地价格在不同时期各不相同,很难从中找出规律性信息,但它们却能明显体现出当时的宗族文化。契约文书种类繁多,与明清时期浙江以契约方式确定土地的占有和使用及其转移的普遍盛行方式相吻合。契约文书反映出当地居民的主要生活依赖是田地和农业,反映出舟山居民的农业生活特征。

文章主要介绍加拿大图书档案馆可信数字仓储的发展历程;阐明其顶层设计和功能模型;梳理其数字资产管理流程;指出我国可以在协作、标准、前端控制以及数字资产摄取环节方面借鉴其成功经验,探索适合我国数字资产的保存策略,构建统一集成的国家数字资产体系。

本文重点讲述赫鲁晓夫“解冻”时期（20世纪50年代下半叶）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关注的部门———苏联内务部档案总局的档案文献开放问题。将这一时期的档案文件开放总结为雏形阶段、立法阶段和执行阶段,这三个阶段所做的努力为档案解密及对外开放开辟了新的视角。

本世纪以来各公共档案馆都不同程度上实现了档案信息的开放服务。这种开放服务成效如何,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如何,这需要一个客观、公平、公正、标准、科学的评价体系来衡量和评估,这就是档案信息服务社会化的绩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