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8, 22(6): 44-47
殷商甲骨卜辞档案性质浅析——兼与任汉中先生商榷
焦凡力, 桑毓域
天津市,天津师范大学管理学院,邮编:300387,电话:13821069719
 引用本文:
焦凡力, 桑毓域. 殷商甲骨卜辞档案性质浅析【-逻*辑*与-】#x02014;【-逻*辑*与-】#x02014;兼与任汉中先生商榷[J]. , 2008, 22(6): 44-47.

摘要:

档案的起源是文明起源的重要内容,档案的产生是文明形成和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殷商甲骨档案作为我国现存最早最系统的档案,在学术理论界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针对近年来学术界对其档案性质的质疑,本文通过对其档案属性的分析与研究,以历史主义的思想证明了甲骨卜辞珍贵的档案价值。循着甲骨来探寻历史的足迹便可以发现一部厚重的殷商文化史,是甲骨卜辞虔诚地帮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走向几千年以前的王朝。

关键词: 甲骨卜辞 ; 档案性质 ; 历史主义

Abstract:

一、国际上电子档案著录发展现状 追溯我国文明的起源,人类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艰难地创造着物质文化,同时也在创造着精神文化。从结绳记事开始,便进入了对人类文明记录的时代。档案也由此开始承担起它肩上沉重的使命——记录一个伟大文明传承的历史。

甲骨文,是我国已发现的早期文字史料。这种文字,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内容大部分是占卜的记录。甲骨文起初在河南安阳的殷墟出士,又叫契文、卜辞或殷墟文字。殷墟甲骨档案,作为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档案,其在档案发展史中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周雪恒主编的《中国档案事业史》指出:“甲骨档案是以龟甲和兽骨为材料形成的古代档案,商代甲骨档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官府文书。”查阅众多版本的中国档案史,都将它作为我国最早的档案加以介绍。

但是笔者最近发现,在任汉中先生的文章中对殷墟甲骨是档案的观点表示质疑,认为其不可称为档案。任先生指出:“商人生活在‘一种盲目的情感性的精神状态’之中。因此,殷墟占卜刻辞,自然是一种非理性的产物,虽然,收藏和管理卜辞的行为不乏理性的成分,但还不足以显示是出于理性的观念。也就是说,在殷商宗教社会中,还不具备如前所述的精神生活需求条件下形成档案观念的土壤和环境,自然也不会使甲骨卜辞转化为档案。”进而指出:“ 殷墟甲骨卜辞是一种非理性的幻想记录,严格地说起来并不是正式的历史记载。” “甲骨卜辞不是一种知识的载体,自然也不是档案。” “殷墟甲骨卜辞不是知识的载体,从而决定了卜官们采取的只能是一种绝对封闭的管理方式,既不可能传播,也不会传播。以至于直至3000多年后才得以重见天日。可见,殷商的卜官收集和管理的行为,主观上并不是为了积累和传播,而是出于对神的意旨持虔敬态度的一种表现形式。”任汉中先生对甲骨档案研究的大胆创新,值得称赞。但是笔者认为,任汉中先生的以上结论,仅以几个甲骨卜辞的特征来否定整体甲骨档案的档案性质,有些以偏概全,因此造成结论也有失偏颇。

殷商时期遗留给我们的甲骨卜辞记录,是否具有档案的性质,首先要看它是否吻合现在人们对档案概念的认识(档案的定义的要素);其次要分析它是否具有现在我们认为的档案应该承担的社会功能。当然,我们也要用历史的观点考虑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想要更好地读懂它,就要用历史的眼光客观的站在当时产生它的社会背景与文化环境中细细品味。

一、从档案的定义看甲骨卜辞的档案性质

想搞懂一个事物,首先要明确它的定义和属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行业标准《档案工作基本术语》对档案定义的表述为:“档案是国家机构、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有价值的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 冯惠玲、张辑哲主编的《档案学概论》的定义为:“档案是社会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直接形成的具有清晰确定的原始记录作用的固化信息。”……由诸多档案的定义可以看出,档案具有两个最为根本的特征:一是由社会活动直接形成;二是具有原始记录作用。

首先,甲骨卜辞是我国殷商时期王家卜官在占卜活动中形成的,是对当时这一社会活动的直接记录。关于这点后文将会详细叙述。可以说甲骨卜辞是当时国家管理形成的文件,因此它具备了档案定义所规定的强调其直接形成的必要条件。其次,从考古出土以及窖藏情况看,商代的甲骨档案大部分是集中保管,并且有初步的整理方法。也就是说甲骨卜辞是经过整理的文件,是社会活动中直接形成的文件,经过了有序化的整理,具有了档案应该具有的结构特征。从以上两个方面分析,应该说,甲骨卜辞已经完全具备了现在档案定义的基本要素。任先生认为:“商王及其卜官所处的文化背景,决定其不可能产生将甲骨卜辞转化为档案所必须的档案意识……殷墟甲骨卜辞不是档案。”但是,当我们界定甲骨卜辞是否具有档案属性的时候,首先应该认定的是它是否符合档案的定义?还是形成它的文化背景呢?

二、甲骨卜辞是殷商社会的原始记录,是当时人们认识世界的知识的载体

任先生认为:“ 殷墟甲骨卜辞是一种非理性的幻想记录,严格地说起来并不是正式的历史记载。” “甲骨卜辞不是一种知识的载体,自然也不是档案。”试问,如果甲骨卜辞不是知识,那么现今对于殷商时代的了解又是从何而来?我们正是循着甲骨来探寻历史的足迹,它就像是一把钥匙,可以拂开千古岁月织成的面纱,穿越通向3300年前殷商的时空隧道,走向那个尘封已久的王朝,构建一部厚重的殷商文化史。

商周时代,人们对占卜非常认真、严肃,整个过程有一套规定。

殷商占卜的准备阶段,分为取材、整治,即削锯、刮磨、骨板的钻凿等三个部分。龟骨的取材通过杀龟解决。杀龟之前要举行一种祭祀仪式,叫做“衅龟”,是用牲血涂在龟甲上,祭祀的对象是“先卜”。龟甲骨的整治过程是,首先将其背甲和腹甲相连处切隔分开,甲桥连接在腹甲之上。背甲从中脊自首至尾锯开使之各半,经过整治以作卜用。在刻写贞卜辞句之前,必须在骨板整治的基础上进行凿钻。凿和钻是凿钻卜骨所使用的工具,用凿和钻所制成的槽洞和圆洞,简称也叫“凿钻”。因为骨板坚硬薄厚不均,必须经过凿钻使它准确呈现兆纹。二者的程序是先凿后钻。凿钻完成后,根据祭祀的需要,开始占卜。占卜要进行灼龟,也就是灼兆。“在灼龟时,一边祷祝,一边述说所卜之事。”在灼兆爆裂了的兆纹形态变化之后,商代的卜官,就可以判断这次卜卦是吉兆还是凶兆了。决定吉凶的主要根据,是看兆枝的变化。卜官卜问吉凶之后,下一步就是刻辞,将其卜问事项及其内容刻记于卜骨之上以作记载。占卜过程以此为结束。在卜辞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所问之事,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得到验证。把所验证的结果再补充刻于占辞之下,也就是验辞。当把验辞刻完了,这时占卜的全部过程就已经完成,也就是占卜的结尾。卜用后的甲骨和记事刻辞用后的甲骨,都有专门的处理,或进入“档案库”。

以商人的思维去看,甲骨卜辞形成的整个过程是严密的、正规的,自有一套在当时看来较完备的体系,体现了一种神形下的科学性,不应说其是绝对非理性的产物。档案始终是档案,过去与现在是一样的,只是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环境不同,所表现出来的形态不同罢了。

殷商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产生出对于自然的崇拜。祭祀好像是自然形成的办事制度。“他们所要祭祀的是:祭祖:祭先公、先王;祭诸神:祭天神、日神、月神、山神、土神、河神、农神等等。通过祭祀活动,要卜问的事情就更多了,卜征伐、田猎、年成、天气、阴晴、疾病,等等。”凡是要卜问的事情,都要记下来。其中,为商王室祈福免灾巩固王权,是殷商祭祀的终极目的。在那个时期没有稳固的疆域和统一的统治,北有强悍的骑马民族南有蛮夷的威胁,因此战争频繁。人们时刻活在动荡之中对王权的信服也远远没有后来那么深,因此占卜问天,以天授王权,神权和王权合二为一的形式稳固人心统治疆域无疑是最好最令人接受的方式。王权可以靠天神的力量加强,国家也可以靠神的力量巩固。以神祗为名义的战争也会更得民心,无往不利。甲骨卜辞便这样充当着神权与王权之间的桥梁。

然而神权与王权并不总是平衡的,也会产生矛盾并逐渐发生变化。重祭祀事鬼神由夏代便已开始,重天命的思想在夏代统治者中极为盛行,夏朝末帝桀就自比太阳。然而“尊命”在夏末奴隶思想中,已起不到巩固夏政权的作用。尊天命已挽救不了夏亡的命运。商吸取夏亡的教训,认为神与祖是一致的。常将先公先王神化为某些神祗。这是商人宗教、意识形态的反映。殷商社会已不能称之为绝对意义上的宗教社会了。商末在神权与王权的斗争中,统治集团已意识到人的作用,认识到王权重于神权。神权的减色,使商统治更加不稳,于是只好乞灵于酷刑严法。卜辞中就记录有奴隶大量逃亡、监狱暴动等情况。周从商亡中吸取教训而更感到人的力量。正由于不能不看重人的力量,所以在周代必然强调礼治。因而提出“尊礼尚施”。从梳理的夏、商、周三代人神关系变化的脉络可以看出神权是逐渐让位于王权的。随着神权的消失,甲骨卜辞也就随之结束了自己的使命,退出历史的舞台,那么,甲骨卜辞何以说明它不是正式历史的记载呢?

档案形成的动因在于管理国家和留住记忆。由这一系列发展和变化可以看出,不管是神权或王权一方的地位孰高孰低,正是甲骨卜辞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档案也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它的最根本属性原始记录性不会改变。档案始终都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都真实地反映着当时的时代特色。即使甲骨卜辞所反映的内容并不是可靠的科学,是人们幻想性的产物,但它依然真实地告诉了我们上古人类的想法,为我们还原了几千年前的殷商社会。它出色地完成了档案所赋予的历史使命。

至于甲骨卜辞书是不是知识载体,必须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具体分析。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经验的总和,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继承性的特征。殷商时期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所积累的经验,不可能像我们现在一样的深刻,但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类的认识水平。一个特定时代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就构成了那个特定时代的知识。这也正是档案的光彩照人之处,它反映的是历史而不是现在。不可否认,甲骨卜辞所记载的内容,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水平,是当时的知识的载体。

可以说,甲骨卜辞为我们后人了解先民的生产与生活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宝库。任先生认为,它不是知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知识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经验的总结,而人类认识世界具有递进的特点,当时的认识水平决定了知识的层次,用我们现在对知识的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要求古人,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主观和片面的。

由上述分析我们还可以看出甲骨卜辞的产生是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它的消亡亦是为了政治统治,并不是纯粹出自于盲目无知的天神崇拜和原始宗教。甲骨卜辞起源于先人崇拜且有助于政治统治的特点延续发展成为后世档案的主要功能,它深刻影响了包括档案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这这种政治结构中,所谓的祖制祖训以及先王先圣的典章、著述都受到至高无上的尊崇并具有法律效力。且不说封建社会时期,档案主要是为统治者服务的,对安邦定国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即使在现在的中国社会,档案除了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记录外,依然笼罩着一层浓厚的政治色彩。

三、甲骨卜辞的保管和内容构成具备了档案属性

经过了一整套严密体系制作形成的甲骨卜辞在殷商社会承担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而这种功能究竟相当于文件还是档案呢?任先生认为:“殷墟甲骨卜辞是殷商王家的文书,但因不具备转化为档案的条件而仍然是文书......”但笔者认为,那时的甲骨卜辞已经具备了档案的作用。

如前所述,甲骨卜辞在当时的社会充分发挥了文件的作用——国家管理,为统治者服务。然而,在文件的内容办理完结后,它便失去了文件的价值,转而发挥其备以查考的凭证价值。

首先,从它的具体内容看起,从大量的殷墟甲骨刻辞中看出,甲骨文的内容反映了商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刑法、从农业到商业、从手工业到畜牧业、从天文到地理,可以说,整个奴隶社会的缩影都存在于甲骨文之中。

所以,甲骨档案的作用不仅仅局限于为政治服务。“档案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它是历史上人类活动的影相。如物与影同理,物动则影移,物静则影止,留住了档案,就留住了历史。”档案学的诸多知识要素都植根于档案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关系。因此必须要用历史的档案观发展地去看待档案,而不应仅用现在的档案学理论去规定几千年以前的事物。档案作为人类文明的记忆工具,同其他事物一样,有一个孕育、发生、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该因为它在萌芽期的形态不够完整与具体就否定它。正是由商人的占卜祭祀活动,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宝贵的历史记录。它成为闻名于世界的国宝。殷商作为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在其统治期间,中国的档案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殷墟甲骨档案功不可没。它真实地告诉了我们殷商社会的种种状况,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完整的商王世系,证实了历史上确有商代的存在,《史记·殷本纪》记载基本可信,可以作为史料运用;甲骨文绝大多数与占卜有关,当时人笃信占卜,事无大小都求决于卜法,因而卜辞内容相当丰富,在政治、军事、农业、畜牧业、天文、气象、文化思想等方面展示了商代社会风貌,为我们研究商代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通过深入地研究,人们就会发现,卜辞中有关卜雨的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神秘的自然力量面前,有着强烈不甘心屈服的愿望。……不仅仅是单纯的人类最早的气象记录,而且是人类最早的气象预报。”殷商卜辞所记载的大量史实,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对自然的斗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的真实记录。甲骨卜辞证实了档案作为历史的记录发挥了极大的价值。这也进一步说明,档案的产生其意义不仅于档案工作自身,更在于它对文化的流传、文明的记忆及社会结构的恢复有着重要的作用。拥有着这样价值的甲骨卜辞,仅仅将它定义为文件就显得过于狭隘了。

其次,文件转化为档案都需经过整理,甲骨卜辞也符合这一基本特征。从其考古出土的窖藏情况看,它采用了集中保管的做法,各窖发掘出来的甲骨,大体上有朝代可循“殷都甲骨有很多是储积或累积于一处,可能是当时储档之所”。从具体的考古实际来看,这些档案都是有意识贮存的。并且,有原始的归档登记制度,如武丁刻辞中常有“某入”字样,是记归档时间的。同时,有的龟甲编连成册或按包保管或粘贴保存。如果甲骨卜辞仅是用于统治管理需要的文件,何须在失去价值之后如此精心的保存?由此看来,甲骨卜辞确是档案。

在各种天灾人祸的袭击之下,世界上许多古老民族的档案文化尽管曾经盛行一时,但都难免灭顶之灾,出现大幅断层。而仅有中国传统档案文化能以其特有的机制衰而复盛,披荆斩棘,并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民族深厚的政治文化、典籍文化和史学文化,在维护中华民族统一性和连续性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使得自身得以延续和发展,成为中华民族的元文化。从甲骨档案便可看出,它产生于天神崇拜与政治统治的需要,有一套严密完备的制作与保存体系,才得以流传后世让我们可以还原历史。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甲骨档案逐渐被取代了,有了更适用于当时环境的档案形式与保管场所,然而档案的核心作用与价值却没有改变,为统治者的政治统治服务;为人们的参考凭证服务,为记录历史供后世瞻仰。负责制作与管理甲骨卜辞的巫史,是中国最早的档案人员,它发展成后来的史官,对记录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有着极大的贡献。可见早期的甲骨档案文化对后世的档案思想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是形成档案管理机制的基础,进而使得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因此,肯定甲骨卜辞在档案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对于今天我国档案事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价值与意义。

四、结语

甲骨卜辞无论从档案的定义、保管、内容构成以及结构特征等都具有档案的性质,而且,它在当时的社会发挥了极为重要的社会功能,是档案价值与作用的良好体现。 因此,任汉中先生对甲骨卜辞档案性质的否定,未免显得有些疏失,结论也缺乏一定的说服力。笔者冒昧对此提出个人观点,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同仁。

甲骨档案是档案发展史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档案是我们掌握历史发展贯穿古今的重要手段。在西方文明史中,文化屡次出现断层,早期的档案工作一盘散沙,难以寻觅历史的真相。这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中国人正是因为格外重视档案,才会如此精心地对档案进行管理,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档案思想。然而中国人相对西方人为何如此重视档案?源于独特的半封闭地理环境,源于对祖先的崇拜,源于农耕文化带来的循环思维方式,还是源于文字的易于流传与发展?这是一个深刻的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思考和探索。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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