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作为一门学科产生于上世纪40年代的美国,我国于上世纪80年代引进这种方法。分析凤凰卫视《口述历史》, 研究它的传播特点、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功能,了解它使用现代化的传播手段对历史的真实、形象、生动、深刻的再现。《口述历史》在丰富电视的表现形态,补充完善中国当代史,以及传承历史知识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
口述史是一门新兴学科。从广义上讲,所谓口述史应当是指历史工作者利用人们对往事的口头回忆而写成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悠久口述史传统的国家。孔子著《春秋》、司马迁写《史记》,都是大量引用口述史料,从而使笔下的历史事件显得栩栩如生。
从2004年11月开始,凤凰卫视播出“西路军纪事”社会反响强烈以后,凤凰台便开始探索推出一档以当事人述说历史为定位的栏目,结果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把一些历史见证者引向屏幕,面对大众说出压在心中多年的尘封故事,给中国人的近现代史记忆增添了丰富的细节。它不仅充分拓展了华语媒体的话语空间,而且对历史做了的很多抢救性的工作。①
《口述历史》以电视纪实语言呈现个人的真实经历,摆脱了以往史学研究的呆板僵化,因而更加生动鲜活。节目做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它以最独家、最深刻、富人文关怀的风格,引导中国口述历史节目的潮流。
口述历史是历史传播领域重要的传播现象, 也是人们获得和传递历史信息的重要的传播形式。“古希腊文化的结晶在于古希腊神话, 古希腊神话包括由此而延伸出的古罗马神话, 是古代欧洲人最早的思想形式和传播形式, ……而更重要的是, 古希腊神话成为西方的最早口述历史形式。”②本文尝试以传播学为理论参照,从传播特点、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内容、传播功能几个方面对《口述历史》做一些粗浅的分析。
1、使用口头语言,借助图像、声音等现代化手段进行传播。由于讲述者和采访者都使用口语,形式上、心理上与受众有接近性、亲近性等特征,因此容易感染和打动受众。由于电视的普及,经过电视传播的相关事件、人物能够家喻户晓。
2、具有一定的新闻性。凤凰卫视《口述历史》是从以下三点体现其新闻性的:一是抓住时间点;二是善于在旧闻中发掘新闻点。三是找准前事鉴后人的切入点。
3、对历史的真实、形象、生动、深刻的再现。由于口述者或者是事件的亲历者,或者是事件的见证人,因此它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历史;通过《口述历史》这个节目平台,让观众随着口述者的声音、表情、姿态等语言与非语言符号一起更好地了解事件全貌、人物性格,此处的深刻指如果观众以前通过历史书籍对历史事件、人物的了解是浅表的、平面的情况,那么在四十五分钟的节目中,观众能够将事件的来龙去脉、关键细节了解深刻透彻,因为它是把历史的一个局部抽出,透视、放大了。③
凤凰卫视《口述历史》的传播主体包括口述者和访谈者, 口述者可以是精英也可是大众, 而访谈者则由具有一定的专业素养和传播技能的历史学者来充当。无论是口述者还是访谈者其传播活动都具有选择性, 前者主要表现在对口述内容的选择上, 后者则表现在对课题和访谈对象的选择上。
每一个人都参与了历史的进程, 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见证者, 因而从本质上来讲, 每一个人都可以是历史的“信源”, 可以“讲述”, 也可以“被讲述”。
口述者的口述是有选择性的。它的选择性大致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记忆因素、情绪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杨雁斌《百年透视》和杨祥银《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都认为,口述史学面临的最大难题或首要问题就是记忆或回忆的“可靠性”问题。由于口述者的“虚构”、“选择”、“讲述”“遗忘”, 所以他们呈现的历史是“象征性历史现实”。他们是根据自己关于“外部世界的脑海图像”来描述, 这些描述经由媒介中介, 将会成为人们关于某段历史的“脑海图像”。④口述史料是以口述者对其亲身经历的历史作为回忆对象的, 受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 口述历史不仅不可能完全还原客观真实的过去, 而且还可能掺杂有口述者不同程度的主观成分和虚假成分。
《口述历史》是需要口述者和访谈者共同参与的传播活动, 访谈者的传播活动也是口述历史得以完成的前提和基础。《口述历史》的访谈者往往会根据自己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事件的价值判断, 确定访谈的选题, 选择访谈的对象。所以, 访谈者看似“客观”的行为包含了自己的倾向性和选择性,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看到的历史范围, 也影响了历史的构成。
《口述历史》的访谈从本质上讲是一种人际传播活动。人们并不是都愿意“披露”那些尘封的历史记忆。因为有的涉及到个人的隐私, 有的牵涉到别人的名誉, 等等, 这使得访谈受到阻碍, 难以进行下去。这就需要访谈者坚持不懈, 同时寻找沟通的方法。访谈者需要人际交流的技巧, 能很好地与口述者交流。这一点非常重要, 做口述, 都必须与调查的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 否则难以得到口述者的信任, 也就得不到口述者口中鲜活的“历史”。口述史的第一主体应当是口述者, 因此受访者口述的原始记录是至为重要的。整理应遵循忠实于口述记录的原则, 这些“原生态”的资料正是口述史的价值所在。有人主张, 做口述史需要去查证资料, 对口述的内容进行修改, 使口述的内容“正确无误”。这种做法显然不是口述历史应然的方法。唐德刚做李宗仁的口述史时就是这种路径, 因此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诟病。的确, 访谈者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李宗仁的口述历史, 统计起来, 大概只有百分之十五是他口述, 百分之八十五是我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成的。”⑤批评者认为, 既然 “百分之八十五”的内容能够从“图书馆、报纸等各方面资料补充与考证”而得到, 那么只把那“百分之十五”真正是李宗仁先生口述的资料公布就行了, 因为别的历史学家也能从图书馆得到已经存在的资料。如果只是以李先生的口述资料为补充而撰写李宗仁传记, 那么就不能称之为《李宗仁口述历史》。
人类承载和传递信息需要借助一定的传播媒介,人类的需要和创造推动着媒介的变迁和演化。大致说来, 媒介经历了从口语媒介到文字媒介到电子媒介的变化。美国学者保罗·莱文森在《数字麦克卢汉》一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媒介演化理论, 即“补救性媒介”理论。利文森把一切媒介都看成是“补救性媒介”, 该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 使传播得到拓展。过去的声音不可能通过口语保存, 文字媒介对保存性差的口语进行了弥补, 将历史的记忆延伸到阅读它的人们的心智,而电子媒介可以将活生生的历史用影像记录、保存、传承下去, 它是对缺少生动和形象的文字媒介的改进。⑥《口述历史》采用的便是视听兼备的电视媒介。
人类对历史的记录, 在前语言时代, 只能靠物传,从遗物看历史; 语言时代, 增加了言传, 从口耳相传中获得历史知识; 文字时代, 增加了文传, 以文字记载历史; 电子时代, 记载历史的工具又增加了音传、像传资料。
《口述历史》是作为历史学家的访谈者和作为历史见证人的口述者共同完成的, 将物传、言传、文传、音传、像传等多种形式聚焦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 运用电视媒介特有的传播优势的一种自觉地、主动地保存历史、传播历史的行为。
《口述历史》是“活”的、“流动”的历史。《口述历史》在“复原”历史方面, 有其他任何档案、历史资料无法替代的价值。以往的档案、文献记录的重心是权力阶级的生活, 社会精英的活动。历史往往是政治活动的记录, 而经济、社会、妇女和百姓的生活记录较少, 语焉不详。即使有, 也是一些乏味的统计数字, 缺少有声有色、有血有肉的生动记录。《口述历史》转移了历史关注的重点, 延伸了历史的空间范围, 也使大众成为“历史的主人”。
左玉河说, 我们倡导新史观, 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关注民间社会和老百姓重大事件。大人物的口述材料对于撰写历史很重要, 但社会生活和普通百姓的口述历史也不能忽视, 同样值得关注。⑦在进行历史研究中, 特别注意发掘民间社会及老百姓日常生活方面的资料, 寻找他们的声音。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历史眼光和学术取向, 这是社会文化所使然。我们正处在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时期, 观念的现代化和文化的多元化, 使人们对历史的看法也出现了逆转: 过去所观察到的历史, 在历史的舞台上旋转的主角都是帝王、政治、经济和战争, 上演的都是形式化的正史, 除此之外, 还有许多非正式历史的存在。《口述历史》带来了历史领域巨大的变革, 历史观念、历史格局和历史话语都发生了变化。至少有三个变化是有目共睹的: 历史视野由文献转向口述,历史中心由精英拓展至民众, 历史观念由英雄史观增添了人民史观。
口述与文献不仅是形式上不同,更重要的是口述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 它要改变一种历史的形成。依据文献所做的历史是片面的不完整的, 而以前我们误以为历史就是“文献”的, “英雄”的, 《口述历史》改变了人们关于“历史”的观念, 也拓展了人们 “历史”的视野, 也使得“历史的天空”群星璀璨。
《口述历史》最明显的特点, 也可以称之为口述历史最重要的传播功能——它保存了即将逝去的过去的“声音”。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地区口述历史办公室在其主题为《捕捉的历史瞬间:从谈话到打印》的序言中写道:“口述历史对理解过去和今天以及保存即将逝去的声音来说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方法。”口述历史是文献历史的“补救性媒介”, 可以补救历史记载的空白和不足, 同时可以印证文献资料的可靠性, 丰富历史的学科内涵。⑧
《口述历史》的传播功能在于采集历史信息、保存历史信息和传播历史信息, 进而矫正历史的偏向, 拓深和补充历史的内容。
口述历史对中国当代历史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而《口述历史》栏目则开中国口述历史节目之先河,引领着中国口述历史节目的潮流。中国社科院的专家说, 寻找历史事件当事人进行口述采访,成为拓展史学空间、廓清历史谜团的一条可行之路。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