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文书是国家公务文书的一种类型,在写作上与一般的公务文书有相似之处,如要求文理通顺,便于阅读理解,有基本固定的格式等。但由于皇帝文书是君权的一种象征,是行使君权的一种重要工具,它既具有法律效力,又具有行政效力,是训诫臣民“或以明道德,或以通当世之务”^①的手段。所以,中国古代在皇帝文书的撰写中,始终强调“庄而且简”的要求,强调要从皇帝的意旨出发,体现君权的至高无上 要表达准确,行文严谨、简明,要让受文者直接、准确地领受皇帝文书的意图和宗旨,以利于决策质量,以便于执行。明人于慎行认为,“诏令制敕之文”,如果在文风上过于追求形式,“组织求工,聱牙为古,铺衍太烦,奖借过当”,则会“既亵上体,亦淆下观”^②。明代强调皇帝文书撰写中实际、准确、简单、明了的要求,反对繁琐、冗长的文书撰写之风。但不同时期其表现各异。

明初,太祖朱元璋大力整顿文风,提倡文书撰写直叙事由,杜绝饰词虚伪,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繁文的处罚措施,形成了明初简单朴实的文风。

朱元璋出身寒微,起于元末,对元末以来公文的繁文冗篇之弊有比较准确的认识,指出：“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他推崇前代皇帝文书的质朴无华,对虚词繁文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曾对中书省的大臣说道：“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俪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为此,朱元璋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反复强调文书撰写简洁、明确的要求：“其自今凡诰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③他还反对文书中的虚词颂扬,指出：“古人祝颂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适观群下所进笺文,颂美之词过多,规戒之言未见,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诚之道。今后笺文,只令文意平实,勿以虚词为美。”^④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又特别指出：“虚辞失实,浮文乱真,朕甚厌之。自今有以繁文出入人罪者,罪之。”^⑤

朱元璋处罚茹太素一事,形象地证明了朱元璋对繁文的深恶痛绝和禁繁文的决心。据余继登《典故纪闻》记载,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文书字数“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其中有实际意义的文字“总五百余言”,其余95%都是虚词、废话。经此一事,朱元璋痛定思痛,深感公文宜删繁就简之必要,所以定《建言格式》,颁示中外,并亲为之序。由于朱元璋的这个序在明代文书史中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其后世君臣凡谈论公文简繁问题时,必引此序,故而将此序详录于此。序曰：

呜呼,为君难而为臣不易,此古人当戒之言,且如为臣之难,惟茹太素是也。洪武九年,朕见灾异万端,余无措手,于是特布告臣民,许言朕过。告既出矣,逾月,藩臣上书者山东布政使吴印,参政宋善、阎钝,山东按察副使余奎,海州学正曾秉正,平凉府崇信知县潘卣,监察御史孙化,海宁县丞方仲容,登州府福山县丞徐谦,山东布政使司检校傅奎,台州黄岩县徐季清,安吉卫军丘,守御庄浪指挥佥事李景,山西分教国学生余懋,台州府民郑士利,共一十五人。准其言者吴印、宋善、阎纯、余奎、曾秉正、孙化、傅奎、李景八人,计一十七事。全不可行者,潘卣、方仲容、徐谦、徐季清、丘绂、余懋六人。假公营私而罪者,郑士利。是后,近臣刑部主事茹太素以五事上言,其书一万十千字。朕命中书郎中王敏立而诵之,至字六千三百七十,乃云,才能之士数年以来幸存者百无一二,不过应荅办集;又云所任者多半迂儒俗吏。言及至斯,未覩五事实迹,意其妄言,故召问之,尔为刑部之官,彼刑部官吏二百有余尔,可细分迂儒俗吏乎,彼乃不荅使分之,而又无知其人者,于是扑之。次日深夜中,朕卧榻上,令人诵其言,直至一万六千五百字后,方有五事实迹,其五事之字止是五百有零。朕听至斯,知五事之中四事可行。当日早朝敕中书都府御史台着迹以行。

吁难哉,古今上书陈言者,未尝不为国为民,而为君而言者,虽有责人以难,故要其名者亦甚不多。今朕厌听繁文,而驳问忠臣,是朕之过,有臣如此,可谓之忠矣。呜呼,为臣之不易至斯,而见惜哉。因如是,故立上书陈言之法以示天下,若官民有言者,许陈实事,不许繁文,若过式者,问之。故为之序。^⑥

从洪武朝皇帝文书撰写的实际情况看,也确实贯彻了朱元璋禁繁文的要求。洪武朝,即使是用于颁布“大政令”的很多诏令文书,也使用口语化的言辞,“多‘你每好生’等字者,皆圣祖所面授也。”^⑦洪武朝诰文撰写,都是根据受诰封者的真实业绩和实际能力,实事求是地进行表彰,而非廉价地赞美,甚至在诰文中指出受诰者的缺点或不足,显示了文书的真实作用。如《翰林承旨宋濓诰》：

昔君天下者,官有德而赏有功,世之文武,莫不云从。尔濓虽博通今古,惜乎临事无为,每事牵制弗决,若使尔检阅则有余,用之于施行则甚有不足。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朕念卿相从久矣,特授卿翰林学士承旨。尔宜懋哉。^⑧

宋濓是当时的文章领袖,朱元璋倚之甚重。但朱元璋并没有因此而在诰文中示恩,还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濂的优点和缺点,甚至指出他短处的文字超过了褒扬其长处的文字。这也说明朱元璋对皇帝文书使用功能的重视,他希望以此来告诫或鞭策臣下,扬长避短,克尽职守。全篇文书只有一百二十余字,文风朴实大气,自然坦诚,显示了一代开国君主之风。

纵观洪武一朝,明太祖对文风的要求以及《建言格式》的发布,对明代早期皇帝文书撰写简洁明了的文风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以“恢复祖宗旧制”为旗号,所以他在夺得皇位以后,处处效仿乃父朱元璋,对皇帝文书的撰写也要求简单、实用。永乐二年（1404年）,大学士杨士奇奉命起草敕谕武臣的文书,文书用骈丽四六之词,华丽铺张,朱棣大不以为然,指出：“武臣边将不谙文理,只用直言俗说,使之通晓,庶不误事。他日编入实录,却用文。”他根据发文对象的领受能力,指出这类文书要用直截了当的文字,用通俗的话语来撰写,这样才能达到发文的目的。

永乐朝提倡文书的实用性,对于文书撰拟中一些小的纰漏一般不求全责备。朱棣认为：“为治贵得大体”,“人精神有限,案牍烦劳,岂无过误?但无欺弊,可释之”,如果文书撰写中出现“数目日月等字错谬者,皆令从旁改注,用印盖之,不必以闻”。^⑨这种重视文书基本功能,忽略细枝末节,不抓小辫子的做法,对明初皇帝文书撰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人在回顾这一时期皇帝文书撰写的文风时,对这种崇尚简洁实用的风格评价很高：“制诰,王言也。四六之文近俳,文士之有识者犹耻为之,而况人君之严重乎?表笺,告君父之言也,四六之文近戏对,尊己者犹不敢用之,况君父之至尊乎?皇祖谕辞臣以典谟训诰,质实无华,次取汉魏韩柳,诚有意于复古而振衰世之陋矣,故当时制诰,皆质实不用偶丽,四六文风为之丕变,臣毎从旧臣家拜读诰勅,及洪武永乐试録,而钦慕之。”^⑩

洪熙、宣德年间,皇帝文书的撰写仍基本上保持洪武、永乐时期崇尚简洁、实用的文书风格,“贵在简严庄重。”如在诰敕文书的撰写上,就力求“务崇简实”。洪熙时期,一次明仁宗检看京官诰词,阅后,仁宗对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说：“卿三人及蹇尚书、夏尚书皆先帝亲任旧臣,朕方倚以自辅,凡朕所行,卿等朝夕共见,有未尽善,皆当尽言”,言毕,“遂取五人诰词,亲御宸翰,增二语云：‘勿谓崇高而难入,勿以有所从违而或怠’”,表达了仁宗对这些股肱之臣用心国事,勤勉直言,君臣同心的期望。也说明仁宗不是仅仅把诰敕文书作为廉价褒扬的工具,而是强化其实用性,避免虚词饰伪。

成化、弘治年间,皇帝文书也并未流于繁琐。当时的诰勅文书,对于考绩合格,按制度应颁诰敕者,叙述官员本身履历功绩的文字,“不过百余字”;封赠官员祖父母、父母及妻室的文字,也“不过六七十字”;“言之者无废辞,当之者无愧色”。“至于庆典覃恩”中形成的诰敕文书,“则其词尤简,盖以恩例槩及,比之考绩不同,故以赉被为荣,不必详其阅历”,这在当时诰敕文书的形成中,成为一种制度,为“制体也。”即使是颁给高官重臣的诰书,在内容上也是依据事实,不事浮夸,不事饰美。成化初,于谦的冤案得以平反之后,宪宗朱见深称：“于谦有劳于国,与众不同”。特命“翰林院其撰文,遣行人往祭其墓”。在颁发的诰书中,称颂于谦的功绩,曰：“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持,为权奸所并嫉。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实怜其忠。”这件诰书,既承认了于谦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主战守,重整国威,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本色,也为先帝英宗枉杀功臣找到了开脱借口;既顺应了历史潮流,也起到了邀买人心,树立新皇威信的作用,是一件一举多得,功能性极强的诰书。据称,当时此诰一出,“天下传诵焉”。

明代皇帝文书简洁文风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到武宗时,由于皇帝怠政,荒嬉政务,对皇帝文书的使用皆委之臣下,而“臣下遂因循自逸,不事删削”。皇帝文书撰写又出现了倒退,有些文书更冗长到“竞日不能周读一过”的程度。在皇帝文书的使用上,出现很多不遵守既定制度,利用皇帝文书谋取私利的现象。如在《杨文忠三录》中,记载了太监破坏敕书撰拟制度,不遵守敕书的内容规定和格式要求,擅自扩大敕命的职掌范围,利用皇帝文书,达到窃取权力的目的。

嘉靖朝,世宗朱厚熄本人是一个崇尚道教,喜好青词的皇帝,青词是“越工巧”,就越“称上意”,一时间,朝野“皆谀妄不典之言”。世宗甚至要应制代言的大臣专门在西内直庐,以便随时应召,撰拟青词。哪个臣僚青词写得好,能令世宗满意,就能受到宠幸,官职迅速升迁。夏言、严嵩和徐阶等人,都因善写青词而高升,不但进入内阁,而且成为首辅大学士,荣宠冠于一时。虽然青词不属于皇帝文书,不直接应用于国家政务,但为世宗撰写青词的这些人,与为皇帝代言政务文书的,是同一批人。“知上有所好,则下必有甚焉者矣,此所谓以身教者也。”世宗的这种爱好和大臣们的趋奉,无疑对当时皇帝文书撰写的风格产生了很大影响,他们会有意或无意地将青词撰写的方式和风格,带到皇帝文书的撰拟起草中。据称,当时皇帝文书的风格是“各以葩藻见长,其辞日盛一日,以逮数年来,……骈俪详褥,殚巧穷工,几夺宋人四六之席”。大学士张璁在谈到当时诰敕文书的弊端时,表现了极大的厌恶,称诰敕文书中内容虚浮,对官员本身的赞誉和对其祖父母、父母、妻子的褒奖,文字过多,动辄“张百成千”;在褒扬的内容上不实事求是,而是“藻情饰伪”,这样的文风,无异于“以万乘之尊,下誉匹夫匹妇之贱,殊非事体”。 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礼科都给事中辛自修也上疏,揭露当时文书撰写中之冗长、乏味、浪费的丑恶现象,称其“竞为缛艳,不惟九重清览难于徧详,而事体处分,反以文晦,甚者以伺察为能,至以鄙亵丑秽之语载之牍中”。对于这种情况,一些有识之士颇不以为然,左都御史胡世宁就曾建议,文书撰写应“照弘治以前旧规,删去烦文,务从简要”。世宗本人也要求文书撰写“不许烦词,第宜明白,开陈要旨,庶易省阅”,“令自今诰敕务崇简实,不许竞饰浮词,致亵制体。” 但这种局面并没有因此而改变。

隆庆、万历时期,“诰勅之文”之繁琐,“未如近年之甚也。”文书撰写更加冗长累赘,眉目不清。文书中“议论太多”,而缺乏实际内容,空话连篇,漫无边际,“读其词藻,虽若烂然,究其知归,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正所谓下笔千言,而离题万里。隆庆六年（1572年）,大学士张居正上疏指出,在诰敕文书撰写方面,不仅在内容上虚词饰美,而且违反文书制度,将未经正常文书处理渠道,未正式形成为定稿的诰敕,私自传示给受诰敕者本人,以示私交。张居正说：“近年以来,俗尚干求,词多浮靡,撰述官沿袭宿弊,往往不侯进呈,先将文稿传示于人,其中词语又过为夸侈,多至数百千言,或本无实行,虚为颂美,或事渉幽隐,极力宣扬。臣等方欲为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轴矣。夫诰勅者,朝廷所以诰谕臣下者也,臣谀其君,犹谓之佞,况以上谀下,是何理乎?”张居正认为,这是“制词失体”,是“轻亵王言”的行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张居正强调了皇帝文书撰拟对封建政治体制的影响,指出：“礼贵从先,辞尚体要。况命令之辞,乃一代典制,传之四方,垂之后世,所关非小,此系臣等职掌,不容不为厘正。”他提出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希望初登皇位的神宗能够“念朝廷体统之当尊,国家典制之当守,勅下臣等,戒谕各撰述官,自今以后,凡为制诰,必须复古崇实,毋得狥情饰辞,以坏制体。及文字未经进呈,亦毋得预行传示,以市私交,如此庻王言重,国体尊,而臣等亦得以守其常职矣。”万历朝,经过张居正的整饬,“政体稍肃”,对皇帝文书撰写也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积重难返,文书动辄千言,甚至几千言,诰敕文书虚话套话连篇,内容空洞,充斥着廉价的褒赞。

崇祯时期思宗朱由检即位后,面对一个江河日下的局面,有励精图治、重整河山的信念,“省览之勤,批答之速,近朝未有。”每日亲自省览章奏,撰写批答。但是当时的文书,“议论日多”,臣僚们不事实务;诰敕文书也是“浮议繁杂,虚饰罔功”。面对一篇篇冗长杂沓,虚浮饰伪的文书,思宗深感头痛,“数月之后颇亦厌之。”崇祯三年（1630年）,思宗颁下命令：“禁诰文骈俪语。”但此时明末政治已病入膏肓,繁文之弊也成痼疾,已无从改革。

上世纪40年代,许同莘对明代中后期的文风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指出：“其弊空疏无实,空疏而不知自返,遂流于叫嚣猖狂”,认为文书撰写的这种弊端,严重影响了公文在国家政务处理中的作用,对政治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国家受士大夫之害,无过于明人者”,甚至指称其对明代的灭亡也负有责任,“而国事随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