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反复筛选、核对、查重,剔除一稿多投和重复收录等情况,最后共得用于统计分析的文章数量为2798篇,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一个行业一定阶段的产出成果,可以大体上反映其该时间段内的纵向发展情况。检索统计的结果（表1）表明,1998—2007年,我国高校教学单位共有2798篇文章在档案学核心期刊发表,平均每年每所高校发文量为9.65篇。总体上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2000年比前一年增加91篇,增长幅度达到47.4%,虽然在1999、2002和2004年有所回落,但总的来说处于上升趋势,并且可以预测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种趋势将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下去。

以绝对数量来看,中国人民大学被收录的文章最多,为526篇,西藏民族学院最少,为0篇。具体到每个年度,中国人民大学的发文量均大幅领先其他各个高校,其中单个年度差最大为79篇,最小为7篇。发文量最高的高校与排在第二、三位的高校数量上的差距也相当大,前者分别为后两者的2.44倍和2.92倍,这反映出我国高校科研实力的巨大差距。

研究档案主题论文的来源期刊,是了解档案学研究成果空间分布及其特点的有效进我国档案事业和档案教育科研的快速发展。通过统计（表2）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档案学研究在各期刊的发文存在很大差异,这除了受各刊的办刊特色影响外,也与各高校的科研实力以及师资力量有很大关系。通过表2可以知道,《档案学通讯》收录的文章最多,为669篇,收录最少的为《上海档案》,其中在《档案学通讯》发文前4位的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苏州大学、安徽大学和上海大学,这反映出这四所大学较强的科研实力。

经过反复检索、核对和评定,并根据档案学研究的内容特点,笔者将检索得到的2798篇文章粗略分为基础理论、档案管理以及档案保护、档案编纂等十个方面的内容,并列出了《近十年我国高校档案研究论文主题分布表》（具体见表3）。

从内容上来看,各高校都有自己的特色,呈现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在所列主题中,尽管各高校有许多共同研究的重点和关注对象,但也存在着不小的差异。总体而言,只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领域最为全面,其他高校则存在某个或多个领域尚未涉足的情况,但总的来看,绝大多数高校都十分重视基础理论、档案管理和档案事业这三个领域的研究,三者的发文量在其总发文量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另外,很多主题有些只出现在这个高校,有些则出现在那个高校,这反映出各个高校不同的研究兴趣和关注重点。

具体而言,中国人民大学除档案史论、档案信息化、民族档案及档案编纂外,其他六个领域全面领先其他高校,尤其是在基础理论、档案管理、档案史论和档案事业这四个领域具有相当突出的优势。此外,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苏州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安徽大学也具有很强的实力;在档案管理上,南京政治学院、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的发文量也十分可观;档案史论领域,郑州大学、辽宁大学则独树一帜,领先于其他高校;至于电子档案和档案信息化这两个主题,苏州大学、南京政治学院和武汉大学则显示出蓬勃发展的势头。另外,在民族档案研究方面,云南大学颇具特色,牢牢占据着这个领域研究的主要阵地。

通过表3可以看出,电子档案和档案信息化主题发文较多的几所院校都处于我国信息化起源较早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地区,这表明档案信息化的发展除与高校本身的学术实力、科研团队有关外,当地的社会环境、信息化的需求与实践等因素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云南大学之所以在民族档案研究方面颇有建树,其独处云南这一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的地区这一区位因素至关重要。

论文的合著率指标是评价科研合作程度的一个重要的量化指标,也是研究学科相互交叉、渗透以及衡量论文研究深度和广度的重要因素。在表4中,单一作者论文2355篇,占论文总数的84.17%;2人作者合著论文366篇,占论文总数的13.08%,3人作者合著论文53篇,占论文总数的1.89%,3个以上作者合著论文24篇,占论文总数的0.86%,合著率为15.83%,总体合著率不是很高。其中合著率30.00%以上的高校5所,20.00%—29.99%的5所,10.00—19.99%的有11所,10%以下的有9所,可见多数高校居于中间区位。其中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天津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和吉林大学。有趣的是,湖北大学和南开大学的所有论文都是由单独作者完成的。

合作度是指在确定时域内,某种或某类期刊每篇论文的平均作者数,是衡量期刊论文作者合作的重要指标。统计表明,档案学13种核心期刊所载29所高校研究论文作者合作度为1.20,总体来说也不是很高,十年来各单位的研究仍以单一作者为主。其中,合作度较高的三所高校有天津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和四川大学,其合作度分别达到1.63、1.55和1.48,排在末三位的则为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和南开大学,三者的合作度分别只有1.07、1.00,最高和最低合作度之间的差距达63个百分点。但是可以预测,随着社会信息化的推进、通讯网络的普及以及学科之间相互渗透、相互交叉的发展,各高校之间以及高校内部之间的研究合作将会进一步加强,今后档案学研究领域文章的合作度相信会得到进一步提高。

核心作者是指某个学科或某个领域具有较强影响力、对该学科发展具有较大推动力且研究成果较多的作者群体,根据普赖斯定律,发文数为N篇以上的作者为核心,其计算公式为：n=0.749(ηmax)1/2 ,其中ηmax为发表论文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论文数。根据统计,十年来单人发文数最高为36,可以得出核心作者的发文量为n=0.749*361/2=0.759*6=4.554,

取近似值5,于是我们可把发文5篇及以上的作者看作十年来高校档案研究的核心作者。最后得出共有核心作者数为161人（具体见表5）,其中,发文量20篇以上的作者有14人,10—19篇的有48人,10篇以下的有99人,他们发表的论文量为1649篇,约占论文总数的58.93%。由此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档案学论文集中度较高,已经形成一个较为稳定、实力相对强大的核心作者群体。另外还可以看出,在核心作者当中,署名第一单位为中国人民大学（42人）、中山大学（15人）、南京政治学院（15人）、湘潭大学（12人）、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及四川大学（各11人）等,其核心作者人数约占总核心作者人数的61.03%。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高校教学单位这十年来的教学科研情况出现出一下特点。

3.1各高校之间发展不平衡。总体来看,在年度分布上,中国人民大学占据了绝对优势,总发文量为526篇,占所有高校的18.80%,而最少的西藏民族大学则为0篇,二者差距甚大。前十名的高校发文量1970篇,占总发文量的70.41%,可见这十所高校在我国高校档案科研中占据着主体地位,已成为我国档案学研究的中坚力量。而排名后十位的十所高校发文量只有173篇,仅占发文总量的6.18%,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者之间的差距令人惊叹。

在主题方面,也存在着巨大差距,十大主题从高到低排名和占总发文量的百分比一次依次为基础理论655篇（23.41%）,档案管理624篇（22.30%）,档案事业487篇（17.41%）,档案信息化339篇（12.12%）,电子档案189篇（6.75%）,档案史论175篇（6.25%）,档案保护146篇（5.22%）,译著及其他86篇（3.07%）,档案编纂82篇（2.93%）,民族档案19篇（0.68%）,其中发文量最多与发文量最少主题之间的差距达636篇。可以看出,除前三大传统的领域以外,近年来随着社会信息化和档案事业的发展以及档案实践的信息化需要,十年来,档案信息化和电子档案的研究在高校已初步得到重视,并取得了可惜的成果。但是,民族档案和译著领域的陆文却相当少,表明这两个领域尚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国高校档案学科研教育的国际化、全球化水平尚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加强。

3.2地区发展不平衡。从表1可以看出,29所高校中,16所位于东部地区,7所位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只有4所。但从学校数量来看,东部分别是中部的2.30倍和西部的4倍。从发文数量来看,东部高校份额发文量也分别是中西部的?倍和?倍（待统计）,自东向西依次递减,呈阶梯状分布。这和我国社会经济呈东、中、西部阶梯状发展的社会形势几乎一模一样。可见,在现有体制下,中西部高校档案专业要想取得长足进步,除依靠自身努力,积极发展具有自身特色的学科外,国家的政策倾斜以及资金政策的扶持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