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顾委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正部级）曾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0年11月28日5时35分在北京医院逝世,终年85岁。 定于12月13日（星期四）下午3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曾三同志治丧办公室 一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以下简称《档案法》）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档案法》第二条所称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档案,系指具有现实查考使用价值和对历史、科学技术、艺术、教育等有研究价值的档案。 第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档案机构,确定必要的人员编制,统筹安排发展档案事业所需的经费。 其他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组织也应当加强对档案工作的领导,保障档案工作的开展。

中国档案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后,根据会章规定,开始组建第三届理事会期间的专门学术委员会。在组建过程中,确定设立的9个专门学术委员会中有五位学术委员会的主任不是本会的理事,许多同志建议应增补为本会的理事,以方便工作。经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讨论,同意这一建议。但鉴于理事是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增补理事应通过一定民主形式,征求各团体会员的意见。为此,中国档案学会在1990年8月发出通知,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学会,中央各专业系统档案学会,各分会,中央、国家机关会员小组的意见,收到的回复一致表示同意,经1990年12月22日第三次常务理事会讨论确认,增补成立。从1991年起,中国档案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增加下列同志为理事: 蔡则 男 汉族 中央档案馆 档案缩微技术委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无线电通讯事业的先驱、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曾三同志,于1990年1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12月1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向曾三同志遗体的告别仪式。 曾三同志的遗体安放在鲜花翠柏丛中,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杨尚昆、乔石、宋平等参加遗体告别仪式并献了花圈。 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还有:田纪云、李铁映、吴学谦、宋任穷、温家宝、王平、王首道、刘澜涛、李德生、肖克、张劲夫、陈锡联、段君毅、廖汉生、陈慕华、洪学智、王光英、赵朴初、钱正英等。 邓小平、李鹏、陈云、万里、李先念、彭真、邓颖超、聂荣臻、姚依林、李瑞环、王震、李锡铭、秦基伟、丁关根、薄一波、刘华清、杨白冰、余秋里、张爱萍、陈丕显、胡乔木、耿飙、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先驱,新中国档案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人,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副书记、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三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90年11月28日5时35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 曾三同志1906年生于湖南省益阳县。早在青年时代就追求真理,1922年开始在长沙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4年参加革命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任中共湘区农委秘书,1927年初任湘区区委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曾三同志不畏艰险,辗转到汉口,又于1930年5月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1931年被派往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他做报务员,实现了中央红军与在上海的党中央的第一次无线电联系。从此,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下,曾三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开始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的无线电通信事业。曾三同志先后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并兼任红军通信学校政委。参加了第二、三、四、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西安事变后,曾三同志赴西安,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1937年3月回到延安。曾三同志是我党我军早期电台的报务员和领导者,为

曾三同志治丧办公室并转沈毅同志: 惊悉曾三同志因病逝世,中国档案学会的广大会员十分悲痛,谨向我们敬爱的曾老不幸病故表示沉痛的哀悼,向沈毅同志和曾老的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 曾三同志在全面开创新中国档案事业过程中,十分重视对档案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的研究工作,早在五十、六十年代,就提倡在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继承我国档案学优秀的历史遗产,借鉴外国档案学和档案工作中的先进经验,紧密结合实际,创建新中国的档案学,领导建立了我国档案学的专职研究机构——档案学研究室和档案科学技术研究所;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善于集中集体智慧,对我国档案事业的各个方面,诸如档案行政管理体系和职责,档案工作法规建设,档案馆性质、任务、科学管理和布局规划,机关文书处理和档案室工作、科技档案、城建档案等等,都发表了大量的讲话和文章,形成了他丰富的档案学思想,对促进我国档案学创建和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积极倡导、支持和组织中国档案学会,担任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档案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原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同志,因病于1990年12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12月18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了向张中同志遗体的告别仪式。 杨尚昆、邓颖超、乔石、姚依林、王震、宋任穷、温家宝、刘澜涛、余秋里、康世恩、习仲勋、赛福鼎·艾则孜、廖汉生、马文瑞、王恩茂等同志,中纪委、全国政协、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档案学会、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照片档案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总参档案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档案局、档案馆、档案学会等单位送了花圈。

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新中国档案事业的主要领导人,原中纪委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顾问、国家档案局局长张中同志,久病医治无效,于1990年12月7日10时24分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档案科学技术是我国大科学技术的一个分支,是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发展我国档案事业的重要保证和条件之一。 在我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档案科学研究,已有40年的历史。当前的发展情况如何,存在什么问题,今后如何发展与提高,是一个亟需研究的问题。搞清楚我国档案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趋势,对于发展我国档案学,对于提高档案人员的专业水平,对于提高档案科学管理水平,对于提高档案事业宏观管理水平,对于促进我国档案事业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本文仅就这一问题,谈谈个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求教于档案界同行。

档案教育事业在近10年中,成绩斐然,有目共睹。据1987年统计,全国有54所高等院校、78所中等学校设立了档案教育机构,在校学生总数达40098人;培养出了第一代硕士研究生,50万人次参加了各种档案专业的培训。这段时期,确实是“档案教育事业发展最迅速,最有成效的时期”。 教育是人类至关重要的知识遗传工程。“衡量教育成败得失的最主要的标准,是能否适应社会实践的需要。”毋庸置疑,从整体来说,档案教育的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培养出来的人才,绝大多数是合格的,用人单位的评价基本上是信任或比较信任的。取得这样的成就,很了不起。最近,国家教委针对普通高校部分存在的办学条件差、专业设置不合理,以及社会反映强烈的滥办班、滥收费、滥发文凭等问题,提出进行治理整顿的要求。这些问题,在档案教育中也不

新中国成立后,以 《技术档案管理学》为标志的我国科技档案学是伴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借助档案学理论创建起来的。它的产生与传播促进了我国“文革”前科技档案工作的发展,初步具备了国家规模的集中统一管理科技档案工作的体制。 1980年全国科学技术档案工作会议,提出了恢复整顿全国科技档案工作的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按专业实行统一管理的体制,要求把科技档案工作纳入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和科研管

现代企业管理学把企业的全部生产经营活动归结为物流和信息流两大运动过程。所谓物流,就是以产品生产、经营为中心的各种“物”（包括劳动力、资金）的流通、周转。物流畅通,流量大,流速快,周转及时,企业生产经营效率就高,它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活动。而信息流则是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各种信息的传递流通。信息准确、及时,传递快,处理得当,就能保证和促进物流的畅通,它对企业生产经营起主导、支配作用。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把企业信息流提到突出的地位,这对于过去那种只要抓好“人、财、物、产、供、销”就可以管好企业的旧观念是巨大的进步。在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手段日新月异、商品更新加速、市场竞争剧增的条件下,企业由国家统包“产、销、运”的单纯生产型

企业档案的实体分类,是实现企业档案整体化科学管理的关键。采用正确的分类方法,合理地设置企业档案的类目,是制订通用的企业档案分类大纲（即企业档案的专业标准,下同）和编制实用的企业档案分类表（即一个具体企业的档案分类方案,下同）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将就此作些探讨。 一 类代表一组在性质上彼此相同（或相似）的事物,类是一个概念。类在文献分类中又称为类目。企业档案的一个类目,是一组在某种性质上彼此相同（或相似）,具有有机联系的档案。企业档案的一级类目（也称大类）设置,就是选用恰当的分类方法,对企业档案进行最概括、最本质的区分。企业档案的大类,对进一步划分企业档案,形成企业档案的分类体系至关重要,是制订企业档案分类表的基础。通过企业档案大类的设置,应当在这一层次上,使企业档案分类大纲和企业档案分类表,

面向四化,开发馆藏,这既是档案工作的直接目的,又是区别于“档案库”的现代档案馆以服务为中心的管理思想。从这一共识出发,在端正服务方向的前提下,关键在于“开发”。“我国的档案资源相当丰富,社会各方面要求开放利用档案的要求十分迫切。因此,如何尽快地开发档案信息资源,充分适应各方面利用档案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我们应该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探索出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新途径、新路子,在方法上应该有所突破,舍此没有别的办法。”这里所要开发的,不是别的,正是档案内容。要把分散蕴藏的档案内容开发出来,就要在档案顺序整理的基础上,除提供利用以适应客观需要以外,还要有一个对档案内容熟悉、研究以及

一般文献的作者分为个人作者和团体作者两种。一本资料有若干作者,资料越多,作者越多,甚至成千上万。为此,要做好资料的管理工作,就必须为这些作者做出索引,才便于保存与查找。这种索引可以叫作《馆藏资料作者篇名索引》。也可以简称《作者索引》。在一般情况下,文献的个人作者居多,编制《作者索引》（个人部分）就成了这项工作的一个重点。《作者索引》（个人部分）是指采用资料文献上署名的个人作者姓名作为存贮资料文献和检索资料文献标识的索引,它在资料检索体系中是与主题索引并驾齐驱的一种重要检索工具。《作者索引》不同于人名索引,前者要标引的是资料中各篇文献的著作者;后者要标引的是从资料文献中引用或提到的人名。本文就编制《作者索引》（个人部分）的意义与作用、著录原则、要求以及顺序编排和索引形式等问题谈一点粗浅体会和认识。

广西新馆工程于1986年10月破土动工,1989年底土建及设备安装全部完工,新馆工程总建筑面积9356平方米,其中十层主体库房建筑面积6831平方米,三层裙房建筑面积2705平方米。新馆建筑工程由档案库房,查阅利用、接收整理、保护技术、缩微照相、计算机应用、行政办公用房和其它辅助设施用房组成。广西新馆工程具有一定特色,现作如下剖析。 一、馆址环境安静适宜 平面布局紧凑合理 新馆馆址位于南宁市新城区广西自治区政府新办公区规划大院西部,地势平坦,环境安静,交通方便,馆址距大道100多米,有道路直通馆区。该区都是行政机关单位和区政府机关住宅区,大气环境较好,职工住地离新馆一般较近,上下班方便。 新馆馆楼自成一体,周围空间开阔,四周

在北京市西城二七剧场路的北段,有一幢并不显高,但又引人注目的十分别致的乳白色建筑,这就是北京市城建档案馆。 它是由两个七层的库房塔楼与周围二三层的裙接联成一体的建筑。看上去,高低错落有致,四面八方都显得那么有特色,有层次,立面也颇为丰富,完全打破了一般民用建筑通常的那种火柴盒式的呆板格局。用白色马赛克外装修的库房塔楼,采用了横向带窗,避免了库塔的沉重感,显得比较轻巧。从个性上看,又体现了与下面办公裙楼在使用性质上的不同,其顶层做了高大窗的处理,有个虚实对比。整体看,

本刊自1988年第3期开辟“档案馆工作与历史研究”专题讨论以来,已发表了14篇争鸣文章,论者各抒己见,基本上反映了当前档案界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见解,并取得了比较趋向一致的认识。本刊特邀请王明哲同志对此问题作一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作为本刊对此专题讨论的小结。本刊“档案馆工作与历史研究”专题讨论暂告一段落,但作为学术问题仍会有新的发展,今后如有这方面新的论述,仍欢迎继续来稿。

档案馆编研机构的设立和编研工作的开展,标志着我国档案馆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但是,由于一些同志对编研工作的性质和现状不甚了解,因而产生了一些片面的看法。 刘文杰先生认为:档案馆设立编研机构,“大量利用本馆馆藏历史档案进行历史研究,撰写历史论著”,从而“忽略了档案工作的目的,模糊了利用工作方向,不利于历史档案开放方针的贯彻执行”。他所举编研工作的三大弊端:其一,“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通过查找信息的封锁从而形成对珍贵档案史料进行人为的垄断”;其二,“高层次研究人才大多流往被认为容易‘出成果’的编研部门搞历史研究”,而“不利于档案馆的业务建设”;其三,“致使档案馆同学术界（尤其是史学界）之间形成无法解决的矛盾”,并断言:编研机构的存在是“妨碍档案开放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进而呼吁:“一定不能提倡档案工作者搞历史研究”。

开展“档案馆工作与历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不但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意义,而且对档案馆工作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作为地方档案馆的一名编研人员,我不揣浅陋,发表两点不同意见。 一、市（地）、县档案馆不应打入 历史研究的“另册” 在讨论中,一部分意见认为,专门收藏历史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和馆藏比较丰富的省市）级档案馆开展历史研究是天经地义的。而市（地）、县档案馆是否也要研究历史,则另当别论,似乎无此必要。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不可否认,从市（地）、县档案馆的馆藏情况来看,所收藏的大部分是建国以来的档案。但我们不能以此就认定市（地）、县档案馆用不着开展一定的历史研究了。因为历史是发展的,建国初期的档案距今已有三四十年了,就是现在形成的现行档案,上百年后也将转化为历史档案。更何况,多数市（地）、县档案馆都或多或少地收藏一些历史档案,在管理、开发这部分档案的过程中,就必然地要进行一些有关的地方史研究。另外,综合性档案馆应该研究历史,一些专业性档案馆就不需要研究历史吗?以城建档案馆为例,在开展城建

专利制度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发展起来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专利制度逐渐引起各国的重视。美国于1790年通过第一部专利法,法国于1791年制定了专利法,这标志着现代专制制度的开端,以后绝大部分国家都颁布了专利法。 专利制度在世界各国建立的历史事实,有力地说明了专利制度在一定条件下能推动生产技术的更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实践证明专利制度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制度,同样也适用于有商品存在的社会主义制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确立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根据这个思想制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第一部专利法。 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于1984年3月20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自1985年4月1日起施行。专利法的第

纪检机关档案,是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全部档案的总称,它是纪检机关在工作中形成的,反映机关工作活动的,有保存价值的,并按照一定归档制度收集、整理、并且集中保管起来的文件材料。其中包括在会议、检查、审理、信访、研究、教育、干部任免、机构设置、机关党务、财务会计以及机关行政事务等各项工作中形成的文字材料和各种不同载体的文件材料。 纪检机关档案的成分 根据纪检机关工作的实际和特点,目前,纪检机关的档案主要是纪检文书档案和纪检案件档案两大部分,我们把这两部分档案合称为纪检机关档案。

1990年度档案科学技术进步奖（部级）评审工作已经完毕,共评出获奖项目20项,已报国家档案局审定,现予公布。 获奖项目自公布之日起,两个月内为争议期。凡对获奖项目的主要完成人、主要完成单位或名次排列有争议的,对获奖项目是否达到奖励条件和奖励等级等实质性内容有争议的,无论单位或个人可向我司索取《国家档案局科技进步奖争议登记表》,将争议问题填写清楚寄送我司备案处理。对有争议的项目,经调整、核实,异议者所提问题确实属实的,将按照《国家档案局科学技术进步奖奖励办法》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争议期结束后提出的异议,不予授理;仍未处理完毕的争议项目,暂不授奖。 希望广大档案工作者以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地对公布的获奖项目作出公正的评价。

人类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留下各种类型的原始记录,我们现在统称之为档案。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历史档案浩如烟海,蕴藏着巨大的信息资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但是,各种类型的档案载体和记录材料却为档案的保护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用蓝墨水、圆珠笔,复写纸书写的各种档案和资料,由于纸张和有机染料的化学变化,在不长的时间里都会出现字迹褪变和扩散现象,有的甚至字迹全无,失去利用价值。长期以来,这一问题一直困绕着档案界,许多国家面对字迹褪变的档案一筹莫展,连一些发达国家也不例外。 1983年,25岁的李玉虎从西北大学化学系毕业,分配到陕西省档案馆技术处工作。当时,正值馆里抢救2万卷陕甘宁边区时代珍贵档案之际,李玉虎看到一代伟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描绘时代风云的墨迹,已被岁月剥蚀得字迹不清,有的变成残纸碎片时,他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由衷地感到一个档案保护工作者肩负的重任。

日本全国历史资料保存利用机关连络协议会第二次旅游访华团,在高野修团长率领下一行20人,于1990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在我国进行为期一周的旅游参观和档案学术交流活动,中国档案学会接待了日本民间团体档案界同行,协助组织了档案业务参观活动。 11月25日晚上,应日方提出的要拜会国家档案局的要求,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国档案学会理事长冯子直会见并宴请了高野修团长、高桥实副团长、水野保秘书长及水口政次先生。冯局长对日本档案界同行组织第二次访华团来中国,表示热烈地欢迎,并告诉日方所提出的参观中国档案工作的活动项目,有关方面已作了安排,希望今后多交流、多来往、多看看;高野修团长对中国档案事业的发展给予称赞,对中国同意接待该团参观档案部门和当晚的盛情款待

根据我国国家档案局和苏联档案管理总局双方签订的合作基本项目协定书,我们一行四人受国家档案局的指派,于1990年8月20日至30日,前往莫斯科参加了中苏两国首次举办的关于提供档案为政治、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服务的研讨会。 8月的莫斯科秋高气爽,碧空绿地令人神怡。研讨会在充满友好和诚挚的气氛中,于21日至23日在苏联档案管理总局会议厅举行。会议厅矗立着列宁的半身塑像,双方面对而坐采取轮流发言的方式,彼此交流起对共同课题的探讨。我方先后共有4位代表发言和提供了3份书面发言,分别就《我国提供档案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概况》、《为发展科学利用档案的理论与实践初探》、《开发档案信息资源的实践》、《探索油田档案利用规律扩大档案服务的功能》、《科技档案工作在经济建设中的

本文标题即1990年9月25日～28日在原民主德国,现为联邦德国的德累斯顿市召开的,为期四天的第27届国际档案圆桌会议的主题。出席这届会议的共有60个国家的84位代表,以及两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和有关国家的观察员等共133人。我国国家档案局局长冯子直出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题正如《护门神》这本刊物封面上的护门神有两副面孔一样,表示了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应该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保护提供两个方面的服务,即保护好文化和自然遗产——档案,和提取包含在各种档案中的重要信息为社会服务。 大会共分四次工作会议进行,每次会议讨论一至两个专题。 第一次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档案工作者保护档案遗产的使命。大家认为除档案工作者外,保护好档案与否还受政治、文化、经济和法律等各方面因素的影

世界舆论公认,国家档案是国家存在的必不可少的证件,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一些国际组织,曾为档案的保护、归属和继承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形成了宣言、决议、建议书、呼吁书等一系列国际性文件。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4年在海牙通过的《关于发生武装冲突时保护文化财产的公约》（下简称《海牙公约》）、1970年在巴黎通过的《关于采取措施禁止并防止文化财产非法进出口和所有权非法转让公约》（下简称《巴黎公约》）和联合国大会1983年在维也纳通过的《关于国家对国家财产、档案和债务继承的公约》（下简称《维也纳公约》）,常被许多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理档案问题时,作为法律和道义上的依据。了解和研究国际上涉及档案问题的公法,对加强我国档案法学理论建设是有益的。这是本文力求分析和介绍三个国际公约的本意。

中国档案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于1990年12月2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中国档案学会名誉理事长裴桐、吴宝康,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团体处处长虞含华等同志临会指导。 会议由冯子直理事长主持,与会全体同志首先默哀3分钟,向曾任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中国档案学会一、二、三届名誉理事长曾三同志;中国档案学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档案学会第一届副理事长张中同志的病逝,表示深切的怀念和沉痛的哀悼。 首先,根据本会4年学术活动计划要点,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进一步讨论和明确的学术研究重点,以及当前的新情况,确定1991年开展的主要学术活动有:（1）国家档案局和中国档案学会在“七一”前夕,召开档案学术座谈会,回顾和总结党领导档案事业发展的巨大成绩和基本经验,党的档案工作发展历史等,以纪念党成立70周年;（2）在1991年11月下旬曾三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国家档案局和中国档案学会联合召开曾三档案学思想研讨会,有组织地系统探讨曾三同志在档案学中的建树及作用;同时也是中国档案学会成立10周年,届时组织适当的学术性纪念活动;（3）中国档案学会档案事业管理学术委员会要在三四月份召开成立会,同时座谈2000年

西南 西南区十年改革以来首次档案工作协作会议,于1990年7月11日至14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四川、云南、西藏、贵州四省（区）的正式代表16人。贵州省部分地、市档案局和省档案局各处（室）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国家档案局副局长张成良、中共贵州省委常委、省政府常务副省长张树魁等领导同志莅临指导。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分别介绍了本省（区）档案工作的情况,一致认为,当前是西南四省（区）档案事业发展史上最好的时期,为我们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建设具有西南地区特色的社会主义档案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会议就“强化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职能,促进档案事业发展”与“加强档案信息资源开发,促进档案馆事业全面发展”两个议题,进行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