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与档案之间的隔膜以及档案信息发现的困难,严重影响到档案信息的开发和利用,制约了档案价值的实现。本文基于“活化”理论,提出了两种激活档案的方案,一是采取普适法,通过深化档案内容揭示和丰富文本特征描述为档案增加能量,二是选择合适的催化剂和环境因素以降低档案的活化能基值,并详细探讨了两种方案的实施方法。

本文以国外档案学译著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译著的时空特征、被引情况、自身特点等进行的分析来管窥国外档案学对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影响。从时间阶段来看,这些译著未能反映出第一次中外档案学交流高潮;从空间分布来看,这些译著以欧美国家的著作为主;从被引情况来看,大多数国外档案学译著的利用率较低,当代学术价值并不高;另外这些译著的出版、主题及翻译等自身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利用。文章最后对译著在中国档案学科建设及国外档案学理论引入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评析,并对今后档案学译著的出版提出了建议。

如何翻译“records”,是一个关系国内档案学理论创新与实践发展的关键问题。将“records”对应于“文件”是学界的惯例,近年来却出现了“records”翻译之争。笔者试从国内档案专业发展的角度,探讨“records”的中译表达,提出应将“records”对应于“档案”,并立足“档案”构建新时期我国档案管理理论与实践体系。

数字时代,档案学理论研究与指导实践脱节。脱节表现在理论研究领域与实践工作领域失联,外来理论指导本土实践失利,档案学教育应对实践岗位需求失当。造成脱节的原因包括主体分化造成理论与实践隔阂,历史惯性致使实践缺乏创新,行政体制导致实践与理论无关。应该通过立足本土实际开展档案学研究,以问题为牵引开展档案学研究,加强研究主体的横向联合,完善档案教育的多重效果等途径改变这种脱节的状况。

档案的本质属性是原始记录性,这在档案学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但该思想理论绝非尽善尽美,“一切文献都具有原始记录性说”的产生意味着传统“原始记录性说”固有缺陷的暴露。本文以文件（档案）的形成活动与文件（档案）的制作活动为主线,结合“一切文献都具有原始记录性说”的形成及影响,分析了传统“原始记录性说”的固有缺陷,并对其进行适度地补正和发展,最后阐述了原始记录性在电子文件时代的适用性。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安全保障需求主要源于档案管理流程的两个特点：一是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从其他业务系统接收电子文件并提供利用,其所管理的数据相对复杂而集中;二是电子档案管理系统要为电子档案移交奠定基础。据此,本文从档案管理需求出发,明确电子政务环境下档案保管和利用阶段的安全保障目标,并对两个阶段及贯穿全流程的安全保障需求和现有措施进行了梳理。在保管阶段,现有的电子档案真实性与长期可读性安全保障措施存在一定矛盾,应进一步协调统一;在利用阶段,应通过副本利用和利用跟踪审计来保障电子档案实体与信息的安全;电子档案管理全流程的支撑性安全保障主要通过四性检验和档案备份来实现。

本文所谓的依法治档主要包括档案立法、档案执法、档案司法和档案守法等四个方面。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档案行政管理机关就需要落实有法可依,落实执法必严,落实公正司法,落实守法之责。

本文围绕《档案法》的修订,在分析档案存在的现状的基础上,对新时期档案公共治理边界、档案法治体系框架进行了初步探析,对新型档案行政监管、档案公共事业做了阐述。最后就《档案法》修订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分析意见,强调凭证性档案作为特殊语言形态对现代广泛而高效的社会交往起着重要支撑作用,应引起特别重视。

口述档案资源是我国档案资源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收集抢救问题与档案资源的留存与丰富息息相关。本文从项目管理的视角出发,结合口述档案的属性,以模块为单位分阶段地构建出了口述档案收集抢救的规范化流程。

“档案内容管理模式”是以内容管理思想和相关技术为基础,对档案内容进行管理的一种管理模式。从“档案管理”到“档案内容管理”,不仅跨越了不同的管理阶段,更具有独特而丰富的内涵。尤其在互联网时代,面对日新月异的档案,笔者提出一种面向服务的、强调用户参与的和基于内容管理体系的档案管理新模式,以应对新的挑战。

本文分析了档案资源整合对公共服务能力提升所起的作用,并通过构建基于“公共价值理论”的公共服务能力概念框架选取评价指标。与经典的“公共价值理论”相比,结合数字档案资源的特点,创新性地将“工作人员的素质”、“数字档案资源整合”和“档案管理机构协同”增加到“公共价值理论”的指标体系中,丰富了“公共价值理论”在此领域中的内涵。为了验证评价指标,本文采用面对面访谈和座谈会交流的形式对9个市级、3个省级的相关档案管理机构展开调研活动,从档案管理机构的角度论证了本概念模型中各个评价指标的合理性、实用性和有效性。

本研究以国内部分综合、高校与科研档案馆颁布的64份人物档案管理规范为文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各规范主要使用“人物档案”和“著名人物（名人）档案”两类称谓,但实践中只为“著名人物”建档;采用明确指向和模糊指向的双重标准确定建档对象;虽然对归档范围的描述较为一致,但全宗内档案的分类体系较为多样;归档范围较宽泛,且部分属于私人档案,需通过移交、捐赠、寄存、征购等方式收集。研究认为,各规范在建档对象、范围等问题上取得了共识,在术语、分类等方面还存在分歧,国家层面（国家档案局）主持制定人物档案管理规范的时机已经成熟。

档案记忆研究不只是一种理论观点、一种理论解说,它对阐释理解档案现象、探讨解决档案理论与实践问题都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本文从档案记忆工程、媒体对档案记忆展演、国家记忆传承、档案部门构筑社会记忆、档案学理论创新等5个方面对档案记忆研究的现实意义进行了阐释,以表明“走进记忆之门”的档案学,还要进入记忆的堂奥。

归档后的网络信息资源是国家数字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网页归档与保存的研究主要涉及网页的档案属性、网页归档方式的确定、网络信息资源的长期保存方法等诸多问题。本文对中外网页归档典型项目进行了分析。

本文研究了档案封存环境的密封效果,分析了封存对档案材料的影响程度,对封存状态防范档案有害因素作用、保护档案的功能进行了探索,为确定封存档案技术的适用性、保护档案原件,提供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我国档案鉴定理论研究与实际工作严重脱节,档案鉴定工作缺乏科学、具体的理论指导。针对这一情况,笔者从分析档案鉴定相关概念的内涵出发,结合国内外档案鉴定工作实践,提出解决我国档案鉴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彻底废除档案鉴定工作3个阶段中的“销毁鉴定”之主张,以求教于档案界同仁。

新常态下的企业档案工作呈现出新的遵循和新的规律,要求企业档案工作者必须创新思维、创新思路、创新方法。设立专题档案,将档案工作进一步融入集团工作;设立企业重大活动重要事项专项档案,记载辉煌给力未来;加强“三个数据”积累工作,促进企业技术能力的提升;建设好全系统数字档案馆,这些正是成为创新兵器工业档案工作的重要着眼点和落脚点。

本文采用问卷法,调查了苏州市近600名普通公众的档案利用行为现状,并利用方差分析、交叉表等工具,具体分析了个体特征因素对公众档案利用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特征因素对公众档案利用行为具有较大影响,其中,年龄状况影响公众对档案休闲利用、实际利用的选择态度;文化程度影响公众的档案认知水平、接受程度及利用需求;职业特征影响公众的档案意识,进而直接影响公众对档案利用的态度与需求。

微博可促进部门之间信息共享、使档案工作透明化、优化档案工作方式、利于档案部门关注档案新话题,为档案部门之间进行良性互动提供了诸多可能。本文利用网络调查法,发现档案部门利用微博互动现存的命名混乱、门户繁杂、互动率低、微博内容杂乱等问题;提出通过积极引导建立官方微博,加强微博认证,选择统一门户,规范微博内容发布,以及组织创立微博群,重构档案部门互动关系。

纸质档案数字化前处理工作是纸质档案数字化工作的重要基础,直接决定了档案数字化工作的质量。本文基于档案数字化实践,深入分析了纸质档案数字化前处理工作的组织模式和主要任务,为档案部门开展相关工作提供可资借鉴的系统方法。

本文从开放关联数据的含义和链接机制入手,探讨开放关联数据在数字档案资源跨媒体知 识链接中的应用价值,构建基于开放关联数据的数字档案资源跨媒体知识链接模型;以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和美国国家档案博物馆等的数字档案资源为实例研究对象,构建数字档案资源跨媒体知识链接的应用框架,并给出相关应用对策。

校外人才培养基地脱胎于传统的校外实习基地,但其在与高校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远胜于后者。论文以北京联合大学档案学专业为例,在深入分析校外人才培养基地的内涵、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的基础上,从体系构建、管理模式、运行模式和保障机制等四个方面探讨了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的具体策略。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西北边疆民族地区形成了丰富的汉文历史档案。由于自然、历史、人才、经济、体制和国外等因素的影响该地区汉文历史档案面临着损失、流失和消亡等困境。我们通过启动该地区濒危汉文历史档案的数字化保护工程、整合行政资源、建立多元保护模式、构建完整保护体系、完善流失海外的西北边疆汉文历史档案的征集与追索和共同研究机制等对策,以期保护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濒危汉文历史档案,最终实现中华文化尤其是汉文化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的传承和发展。

龚自珍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文学史上较为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学者们对其社会改良主义革新理论和文学艺术思想研究颇多。然而,他在一生的官场生涯中,长期接触、整理和利用官府档案,形成一些档案思想,值得档案史学研究者重视。尽管他的档案思想缺乏系统性并存在局限性,但其中有些对今天仍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