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机构建构社会记忆是一项“社会健脑工程”，公众交互参与是其中关键环节，有助于激发和强化社会记忆建构的内化程序。本文利用认知—情感系统理论，通过“金山记忆”档案微信公众号的推文和评论数据挖掘及内容编码，从交互认知、交互情感和交互行为等方面剖析了档案社交媒体中社会记忆建构特征及实现路径，旨在理解档案用户的认知情感机制，发挥用户在社会记忆建构中的能动性，促进社会公众积极参与档案社会记忆建构，增强档案部门的社会影响力。

作为新一代人工智能典范，ChatGPT的出现正在给内容生成产业乃至整个信息管理行业带来巨大变革。从档案学专业视角出发，对新一代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进行“档案身份”的认定成为摆在档案学学者面前亟须论证和解决的重点课题。一方面，ChatGPT技术在优化档案业务流程、深入挖掘档案数据价值、进行档案信息智能检索等方面具有可操作性。但另一方面，ChatGPT生成内容由于高度依赖语料库及算法模型，生成内容本体可能会出现常识性错误、政治偏见等问题。同时，生成内容实体是否属于“作品”、生成内容的“著作归属权”以及“侵权责任”等的认定还面临诸多困境，以上风险和困境加大了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档案身份认定的难度。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从源头上“控制”内容生成主体、软件开发主体、行业管理主体等来规范生成内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而认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档案身份。

针对大事记数据的特点，以及各行业对于大事记的信息化需求，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利用知识图谱来整理大事记中的信息的方法，从而有效抽取领域年鉴大事记中的多元主体，厘清主体间复杂关系，并用于查阅及宣传工作。首先，根据大事记中各类事件的特点，进行事件分类和概念建模，从整体的角度，对大事记的信息化处理方案进行设计;其次，对知识图谱进行顶层设计，选取通用信息抽取模型进行信息抽取、知识图谱构建与存储的工作;最后，以《中国林业年鉴》的林业大事记部分为例，说明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和应用。本文提出的知识图谱的构建过程和方法能够通过少量人工标注数据将大事记转化为结构化的知识库形式，便于高效便捷地检索大事记记录的事件信息，为挖掘大事记档案文本的价值提供了基础。

构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是立足国家战略和时代需求，创新发展中国特色档案学的必然要求。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具有民族性、主体性与系统性等特征，是根植中国实际、印刻中国标识的档案思想观点、方法理论、命题论断等知识单元的有序化、系统化集合，能够回答档案领域的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与时代之问。中国档案学人需保持高度的学术自觉与学术自信，秉承鉴往知今与开放融合的治学思路，在学术研究支持机制的保障下，构建中国自主的档案学知识体系。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档案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历经培养档案干部、档案人才专业化、人才强档等发展阶段。从现状来看，中国档案人才队伍建设在档案人才发展规划、人才强档战略、档案人才培养体系、档案人才评价改革等方面进展显著，但与档案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求相比仍有一定差距，档案人才管理体系还不够健全，档案人才总量和结构存在短板，档案人才培养仍面临诸多瓶颈，档案人才的创新能力亟待提升。为此，亟须进一步认识人才的重要性，完善档案人才发展规划;筑牢人才强档制度保障，健全档案人才管理体系;优化档案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档案人才供给力度;管好用好三支人才队伍，激活档案人才赋能潜力。

在数智时代背景下，数据素养能力对于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日渐凸显，因此，亟须构建面向档案学专业人才数据素养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以新媒体联盟使用的数据素养框架为基础，综合数据素养评价研究文献成果，聚焦档案学专业特点及档案事业自身发展需求，结合国内档案学专业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特征，构建指标体系雏形，并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对其进行修订与完善，最终形成一个由数据意识、数据知识与技能、数据操控与处理能力、数据应用能力、数据伦理5个一级指标和 1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同时指明该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路径和 策略。

《雷锋日记》作为红色档案资源之一，具备公认的原始性、真实性与可靠性，是推动党史学习、开展爱国教育及资政育人的良好素材。本文基于此提出三方面红色档案育人功能的实现路径，即加强思想层面引领，激活红色档案教育功能；优化资源集成，赋能红色档案教育素材；校内外多方育人，全方位助推红色教育。

我国现行刑法采取“迂回打击”进路惩治伪造、篡改档案的行为，即以打击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罪，冒名顶替罪，滥用职权罪，伪造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等犯罪的方式遏制该行为并实现对行为人的处罚。“迂回打击”进路对于规制伪造、篡改档案行为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未能在刑法上独立评价伪造、篡改档案行为，功效的发挥严重依赖关联犯罪，未能完全遵循罪刑法定原则等缺陷，唯有通过立法方式增设伪造、篡改档案罪才能实现对该行为的有效规制。该罪应当归类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在罪状描述上，应采用引证罪状和叙明罪状相结合的方式;在法定刑设置上，应参照擅自出卖、转让国有档案罪。

自由裁量权广泛存在于档案开放审核中。本文通过分析档案开放审核自由裁量权的法定授权与实践体现，参考行政领域自由裁量权控制路径，设计档案开放审核自由裁量权的四种控制模式。档案内容的复杂性与档案开放审核自由裁量的普遍性，决定了单一控制模式很难实现自由裁量权控制目标，必须构建复合控制机制，因地制宜地对档案开放审核中的自由裁量权进行有效控制。

加强重点领域档案监管，是全面推进档案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推动档案事业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本文通过系统剖析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档案作为重点监管领域档案的理论依据、法律依据和现实依据，明确互联网平台型企业档案重点监管应坚持分类监管原则、包容审慎原则、精准监管原则和效益监管原则，提出应将头部平台型企业档案、新兴行业平台型企业档案、重点区域平台型企业档案、跨境平台型企业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平台型企业档案和退出市场平台型企业档案作为重点监管对象。